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必须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宭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专政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同上第399-400页） 赵紫阳不仅要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市场经济，还要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他说：“政治改革，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这就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甚至有垮台的危险，这是掌权者决不能接受的。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总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放弃，民主政治就不能实现。”，“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实行西方的那一套。”（《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184-185、171页），“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129页) 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产生，开始修正主义者一直潜伏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身旁，伺机展露头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病故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垄断了第二国际，反对武装革命，极力提倡通过工人参加普选获得政权，列宁写了大批文章，批臭了修正主义分子，解散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的领导权，在十八大上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实际是报复斯大林没有保护他儿子（因投降德寇、背叛革命，经政治局研究决定枪毙）的私仇，大力推行“三和一少”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竞赛、少援助世界革命，勃列日涅夫进而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阿富汗、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颠覆其政权，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声称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叶利钦争权夺利，戈尔巴乔夫宣布15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独立权，于是十五个共和国纷纷独立，造成苏联解体，叶利钦在美国支持下，当选俄罗斯总统，宣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庞大的苏联，顷刻瓦解。这就是修正主义帮助帝国主义实现了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因而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故后，邓小平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他只是军委主席，违背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抢指挥党”，“用抢指挥党”的办法，搞掉了两位党中央的总书记，他虽然从未担任过党中央的书记，但他自封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网络了大多数思想没有转变过来，而还停留在原民主革命阶段上的老干部，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 。 邓小平、赵紫阳只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第一句：“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37-38页)，不讲和掩盖第二句：“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如果只从第一句看，苏联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真搞早了，犯了左的错误，但从第二句来看，俄国在1917年二月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在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封建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都正在形成之中，工人阶级队伍有了一定发展，可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要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页），这就是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取得革命胜利的。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规律的。 修正主义者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理解，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与6页），实质上还是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 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放。”（实际在工作中放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指引下，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潮中变成一个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小伙伴，变成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 修正主义者在中国的三大罪状： 第一，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他们背叛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邓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经有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7-208页） 实际执行的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了摘帽高潮，将全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了。对确实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经过人民讨论，县人大批准，摘掉帽子是应该的，但是决不能一风吹。 这样一风吹的结果，使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专政对象。更严重的是他们把国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等当成朋友、主人、当成神来敬，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骨干利用起来，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颠倒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关系。他们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改变为工人重新为资本家作奴隶的社会。 实际是取消了阶级斗争，也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对工农大众实行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1，借口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几年的慎重筛选，建立起来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实行惨无人道的取蒂、摧毁，对其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实行白色恐怖，无法无天，施行法西斯专政，采取抓捕、枪杀、判刑、开出党籍和政绩的手段，直接推翻各级革命委会和各级党委，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赤裸裸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 2，对学生、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赵紫阳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的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悲剧也成了定局。”（同上第5页） 鲍彤：“赵和邓之间存在争论，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序言第10页） 宗风鸣说：“‘人民军队镇压人民’，开进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历史的大悲剧。”（宗风鸣“自序”第15页） 在处理“六四”事件问题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赵说：“邓小平也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改革开放，人们都是赞成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四’。这是他最大的隐忧也是他神经最敏感的事。同时，也正是‘六四’问题，怕自己身后杨尚昆做太上皇，顾虑对‘六四’会发生变化，才对杨、万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些事情根本不找他们两个谈，而是找江、李。据称还捎信给万里：以后不要呈英雄。有些事情邓小平则是听自己孩子的。”（同上）
所谓“六四”事件，是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通过中国的方励之等为首的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煽动起来的一场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和人民群众提出反腐败、反官倒、反对生活水平骤降的物价飞涨，提出打到邓小平的口号，这是革命的行动。多数革命的群众和少数反党、反对社会主义者混淆在一起，是一起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混淆。只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团结大多数革命群众，孤立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就根本不需要调动几十万大军去血腥镇压群众了。只要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问题》的原则去处理，便可以迎刃而解。 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事物不作阶级分析，尤其是他们投靠美帝国主义，把美帝当作富强起来的靠山，当做依靠的最好朋友；对人民群众提出反对自己的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反对军管、戒严，便当做敌人对待，派几十万大军进行镇压，酿成惨痛的历史悲剧，招致全国人民的唾骂。 “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一份报告《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它说明了几个问题： （1），美国驻华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等12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西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织反革命武装。 （2），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一是美国富布赖特计划；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 （3），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4），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1986年初，美国中国改革和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体改委表示，他愿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咨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4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5），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依托美先后在我国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 （6），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20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一是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二是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三是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四是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7)，台港反动势力猖獗，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一是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二是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三是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看了这份报告以后，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台港反动势力的阴谋活动，能够对我们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和破坏？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正是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本身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背叛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路线，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修正主义路线，放弃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不相信广大人民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如果将美帝等反动势力的造谣、挑拨、煽动、破坏，公开揭露、批判，公开支持多数人民的革命行动，反对少数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顽固分子，这样广大人民便会很快辨清是非和大方向，跟着党走，决不会跟着美帝的指挥棒跑，这就可以达到团结多数，分化孤立少数的目的，这样就真正孤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团结了广大人民，使广大革命群众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力，还用得着动用大军去镇压吗？ 从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 实际上对方不止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邓小平文选》三卷302页） 从这个处理结果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讲话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要害是没有指出这场斗争的根源，是美帝国主义策动的，颠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摧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分解了苏联，苏共已经垮台，只有中国表面上还没有垮塌，他们正集中力量想把中国共产党搞垮，1987年和1989年两次自由化运动，都是美帝和平演变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八九”动乱，除了美欧电台、媒体的造谣、煽动、挑拨离间、策划纵容外，不能排除美情报局亲自派人，出钱收买一些文人、流氓无赖，亲自策划、组织武装对抗解放军、杀伤戒严部队战士、砸毁军车军械、搞打、砸、抢、烧等。当局并未揭露这方面的情况，即使掌握有这方面的情报，他们也不敢具体披露，怕得罪了美帝国主义这一靠山，如果把“八九”动乱的国际敌人这一后台揭露出来，摆在参加示威的青年学生面前，他们绝大部分会很快觉悟过来，拒不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不是把这一事件看做一场国际和国内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视为“动乱”、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表明他们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的不同。这是第一个大错误。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邓对“六四”动乱事件的处理，他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放走了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避难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又通过各种渠道放走了严家其、王丹、吾尔开希等数十名“六四”动乱事件的骨干分子，对他们不作任何处理、反而放走，看来邓小平真正痛恨的、镇压的不是这些真凶，而是许多“是非不分的群众”、“造反派”和所谓“大量的社会渣滓”，他总是把反对他，敢于喊“打倒邓小平”的人污蔑为“造反派”、“社会渣滓”等，并给戴上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而出兵加以镇压；而对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同样有喊“打倒共产党”口号、烧公安执勤的小楼，烧毁数辆警车、打伤公安干警的事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上台后却要平反，把它定为革命事件。邓小平完全围着他个人的利益定是非标准，反对他的，是革命的也说成反革命；拥护他的，是反革命的也说成革命的，他和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这些大军阀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六四”事件，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打倒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何罪？ 他们多年来对工人罢工斗争与上访的广大群众和人民怀念毛主席举行的纪念活动，进行抓捕、镇压、驱散、截访、强制遣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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