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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革命与自由

2018-2-1 00: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30| 评论: 0|原作者: 白刚|来自: 《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

摘要: 正是《资本论》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有借助于《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之“最高级自由革命”才能实现。一句话:《资本论》才真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
白刚:资本、革命与自由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
作者:白刚,来源:《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

正是《资本论》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有借助于《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之“最高级自由革命”才能实现。一句话:《资本论》才真正是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助产婆”。
——白刚


表面上看,《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曾推荐《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作为阅读《资本论》的“入门读物”。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至少在马克思这里是密切相关的。而把《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紧密联系起来的,正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革命”这一核心主题。《共产党宣言》主要是提出了革命的“政治主张”,而《资本论》则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证。二者的共同目标,就是通过资本批判而追求人之自由,最终实现“最高级自由革命”。[1]

一、资本: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阿基米德点”,“资本”是马克思和经济学家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但马克思高于和超越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家们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之为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和把握。不管是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还是当代经济学家(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他们主要抓住和看重的都是资本的物质性外观和实体性本质,而看不到或忽视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内涵和关系性本质。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受资本的物质性外观的迷惑和诱惑,难以自拔和深入一步。而马克思却通过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穿了笼罩和包裹在资本身上的层层迷雾和幻象,揭示出资本虽然体现在“可感觉”的物上,但绝不是物,而是物与物所掩盖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正是由于资本的这一社会关系本质,《共产党宣言》才特别强调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掠夺生产资料,拓展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因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内。所以,资本从一开始就趋向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统治力量,或者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也正是资本这一创造世界市场和主宰世界的力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资本主宰的世界。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统治和洗劫了整个世界,它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攫取并复制了它的生产方式,并借助资本的逻辑而扩张到全球。由此可见,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一切的最高权力。但这一最高权力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和借助于传统的“武力”——军事力量,甚至也不是“制度”——政治力量,而是“资本”——经济力量。所以,虽然资本是作为不同于“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统治和支配世界,但其根本特征依然是“暴力和掠夺”,而这一“暴力和掠夺”借助和体现的却不是外在的军事和政治霸权,而是内在的经济强权。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分别研究和揭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而这三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别揭示和阐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如何实现和如何分割的过程,也即资本家是如何通过“盗窃、洗钱和分赃”而发家致富的具体过程。可见,资本作为“经济权力”根本上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政治形式”。但区别于之前阶级社会以军事暴力为主的“刚性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经济(交换)平等(自由)为主的“柔性统治”。这一统治是用“软刀子”——资本——这一“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杀人,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变成了资本的奴隶。资本本来只是无产阶级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资料和工具,是资产阶级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现在却反过来成了资产阶级攫取剩余价值、统治和奴役人的最终目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这样,资本就摇身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独裁者——上帝,反而让人对其顶礼膜拜。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极力揭露和否定的“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资产阶级统治、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最有效的“政治形式”。


正是由于拜物教这一“政治形式”,使资本代替上帝成了现实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和最终裁判者,成了万物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资本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光”和“特殊的以太”,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并决定着它里面事物的产生和存在的比重。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这一最有效“政治形式”的统治下,逐渐被物化和异化而再度失去了自己。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虽然看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宗教根源及其世俗基础,却未能深刻揭示和剖析这一使拜物教意识存在的世俗基础及其矛盾。费尔巴哈只是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4]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解剖和解构了这一“世俗基础”,深入分析了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以及使“拜物教”成为可能的那些特殊矛盾和迫切需要。由此,马克思才革命性地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转向了更为深刻的“市民社会批判”(拜物教批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指出:“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5]


在马克思看来,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来找出拜物教的世俗内核,要比反过来从现实的生活关系中发展出被美化了的形式容易得多。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拜物教”批判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不再是反对异教和基督教的诸神的“神圣形象”的斗争,而是一种反对世俗偶像的“非神圣形象”的斗争。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突出的偶像就是商品的“物神品性”,它是通过把有用的生产资料转换为商品化了的事物,把具体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的交换价值而产生的。正是这一转换,导致“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6]——商品拜物教由此产生。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会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对于这一“拜物教”社会,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却宣称这是“自由、平等和所有权”三位一体的“最美好”社会。而马克思则高人一等地看到这只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和美丽的传说,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这其实正是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之谜”的揭示,进而也是对“历史之谜”的澄明: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而获得自由。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革命”成为了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最后一个篇章。


二、革命: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


自从《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以来,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曾在多次再版的序言中强调,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8]可见,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主题,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获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手段,而革命的根源则在于现实的经济生产领域。但对于革命根源这一现实经济生产领域的具体剖析,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后完成的。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就是“革命”。也因此,恩格斯才会《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


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之革命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到处充满了革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9]但毕竟《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纲领性和宣言性的简明文本,它侧重的是对革命的政治宣传和鼓动,与博大精深的《资本论》相比,它缺少相应的经济事实分析和批判。正如洛维特所言:“《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一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吁,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分析。”[10]而在《资本论》中,革命已不再仅仅是口号和宣传,而变成了奠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分析和解剖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所以,在《共产党宣言》进行革命宣传和呼吁的基础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周密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探讨和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灭亡。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完全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其本质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因此,《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的最主要著作,也是马克思有关社会和革命的最重要著作。对此柯尔施强调:“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12]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病理学分析和解剖,使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它言过其实的有效性,并且指明了它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由无条件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所谓自然的普遍形式,被解释为由历史与社会条件限定的人为的特殊形式。所以说,正是马克思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实现了堪比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式”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也因此,恩格斯才强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不同是: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获取,并不是“经济统计和计算”的结果,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中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利用占有和垄断生产资料而统治、奴役和剥削工人阶级所致,也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结果。可以说,剩余价值的争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正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这种阶级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一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增殖,与在另一极——雇佣工人同时的贫困积累,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最终爆发为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此意义上,柯尔施强调:“《资本论》整个的、贯串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13]《资本论》一般来说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但这一新科学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而是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原则,它代表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压迫的广大无产阶级的观点和利益诉求。就这一点而言,《资本论》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科学,它详细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经济结构和矛盾,研究在其当前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发展倾向和走向它面临的实际的彻底变革的可能道路。《资本论》作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现代无产阶级已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探索它遭受压迫的特别根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特别道路。所以说,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和批判,“革命”依然是《资本论》的核心主题,其最终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一“斗争”中,资本的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14]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是以“阶级”问题收尾的了。


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斗争仅仅是受到攻击与动摇而不是彻底被推翻,那么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上已巩固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经济学范畴,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只是受到批判而不是最终被超越。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进行彻底;这个革命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在完全进行这种革命后才开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随同商品生产的拜物教一起,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将消溶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理论与实践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社会理论和实践归结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私有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进一步强调,废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历史上其他造反的阶级不同,在马克思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压迫者”,而是要消灭“压迫本身”。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能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从而取消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差别。所以,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无产阶级“革命”在根本上就是改变所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罗素语),但却不是回归古典经济学,而是“革命的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探索和分析无产阶级走向自由解放之经济学根源及其规律的“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洛维特语)。而这一“救赎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人之自由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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