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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预言与危机 —— 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

2018-2-3 00: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491| 评论: 0|原作者: 汪晖|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如果说19世纪是由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界定的,那么,20世纪则是由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界定的。这两场革命不仅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一个新社会,而且也将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为全世界探索未来的伟大尝试。

民族自决权与中国革命

关于俄国革命的解释和评价,始终存在着两种视野,即欧洲的视野和非欧洲的(尤其是亚洲的)视野,两者之间相互交叉,但区别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就那一时代的政治运动而言,欧洲的视野主要是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对立面(以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为依托展开的批判)的脉络中展开的,而亚洲的视野则着眼于帝国主义、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在围绕十月革命的众多争议中,核心的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从欧洲的视野或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出发的。这三个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尤其是列宁所主张的退出战争,寻求国内革命的战略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退出权”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作为过渡的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领袖卢森堡所列举的布尔什维克在特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却作为一般真理推销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下几点是关键性的:为了让农民支持革命,不得不让农民占有土地而不是实行土地国有化;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竟然将为反对米留可夫和克伦茨基的战争政策而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尤其是各民族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与俄国实行国家分离”的口号)作为革命后国内政策的核心;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并对克伦茨基政府的拖延政策给予激烈攻击,但革命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解散了旧的立宪会议,却无意举行新的立宪会议选举……25“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构成了俄国本身的‘自决权’)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为了它,一切现实批判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都必须停止发表。”26对于卢森堡而言,民族自决权是俄国革命者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所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责。

与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批评和政治谴责不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于俄国国内发生的政治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所知有限,最初的反应主要集中于俄国革命者对于东方问题和被压迫民族截然不同于西方列强的态度。欧洲革命者并非不了解帝国主义时代及东方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东方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19世纪的欧洲观念。对他们而言,“东方问题”主要是指伴随俄罗斯帝国势力扩张与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过程中在相对于欧洲的近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东方问题”不过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奥斯曼以及普鲁士之间争夺霸权的帝国游戏。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认为19世纪西欧面临的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革命浪潮,而“东方问题”不过是帝国争霸的旧问题,从而他们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与同一时代“东方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截然不同。1847年,马克思在革命的前夜针对波兰危机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断言:“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27,这一态度也可以延伸至其他东方国家;但是,在1866至1869年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波兰和爱尔兰问题的分析中,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与民族运动之间并没有这样一条捷径。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阐明共产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即一方面批判蒲鲁东的民族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的所谓“民族原则”,他明确指出:“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28马克思本人在1866年草拟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专门谈及了“波兰问题”。这一节的法文版标题是:“关于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并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恢复波兰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29。

然而,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际,“东方问题”早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土耳其怎么办”或如何看待俄国扩张的问题,30而是如何在东方,尤其是亚洲这一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寻找新的革命契机的问题。用列宁的话说:“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31也正由于此,殖民地社会的革命者对于民族自决权问题有着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感受和理解。事实上,俄国革命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亚洲觉醒”的进程是内在相关的。在自决权问题上,卢森堡从欧洲工人运动的角度提出批评,她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联合、团结和共同斗争,而列宁对于革命的设想以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契机的探索为前提。帝国主义时代的薄弱环节很可能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地方,他从1905年俄国革命、1907年伊朗革命、1909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1911年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已经发现“亚洲的觉醒”所包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潜能。不但卢森堡等西欧革命者,而且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爆发的时代,都未曾深入地思考过亚洲革命的可能性问题。他们也从未将俄国革命放置在“亚洲的觉醒”的序列之中思考。

在当代西方的左翼对于“失败”的思考中,在对阶级革命、政党政治、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民族自决权也基本上与民族主义范畴一道,被置于20世纪革命与生俱来的“妥协面”而搁置一旁。因此,在西方左翼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源自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策略分歧,却几乎看不到这一革命的另一个谱系,即亚洲革命的谱系。在这个革命谱系中,俄国革命者对于俄国作为一个凶恶且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与中国革命者对于中国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重叠共识,两者所从事的革命的区分也正是以这一重叠共识为前提的。这是两场性质和道路均非常不同却紧密相连的革命。因此,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衍生物,但如果将这一革命同时放置在“亚洲觉醒”的序列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十月革命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先后降临的。1918年战争结束时,威尔逊主义出场,亚洲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尚未看清他的民族自决主张中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妥协和回护,以至于“先进的中国人”未必能够区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与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破产正好凸显了俄国革命者的不同凡响之处。人们骤然发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立刻颁布了《和平法令》,在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提出立即和谈和停战的建议,并宣布废除沙俄和临时政府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从1917年11月9日起,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公布了100多份秘密外交文件。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政权颁布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起草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在宣布取消沙皇政府签订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以及俄国侵占君士坦丁堡的各种秘密条约的同时,重申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原则,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918年1月25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重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32后一方面明确地标志着欧洲视野中的“东方问题”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关系中的“东方问题”——十月革命将落后的东方民族与先进的西方民族同时组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之中了。

因此,民族自决权不再是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无关的、仅仅是东方反对民族压迫和奴役的局部斗争,而是构筑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战线的现实可行的战略问题。所有这一切不但标志着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诞生,而且也意味着俄国革命者已经将被压迫民族纳入“革命阶级”的范畴——20世纪的革命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且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正由于此,中国和东方伊斯兰教国家及其政治领袖从没有像卢森堡那样,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指责俄国革命。他们不是从欧洲工人运动的角度,而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的角度,看待俄国革命的意义,并从这里出发寻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相互联系。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人民或人民群众这一内涵和外延不断滑动的政治范畴就是由这一新的全球视野所激发的。这一不同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所有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这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对世界关系的改造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俄国革命与亚洲革命的历史联系(甚至连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者也需要许多年才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潜力)所决定的。

在1911年中国革命爆发并于次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不久,列宁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亚洲的觉醒》(1913)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等文,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33,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34。列宁的判断是他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这一将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相互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列宁把俄国看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这一定位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的方面,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他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35。尽管列宁对中国革命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但当问题从亚洲革命转向俄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时,他的立场是“西欧派”。19至20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俄国精神视为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两股力量的格斗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亚洲是和野蛮、中世纪、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范畴,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革命本身带有深刻的亚洲性质(即这一革命针对着俄国这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野蛮的”、“中世纪的”和“落后可耻的”社会关系)而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亚洲在世界历史修辞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对于亚洲近代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在阅读了孙文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列宁对这位中国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孙文的纲领是空想的和民粹主义的。在他看来,“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因而它必须先完成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他娴熟地运用历史辩证法,一方面断言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因为它背离或超越了历史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亚洲”性质,这个“反革命的纲领”恰恰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36

列宁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于他对1861年俄罗斯改革,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所做的长期思考。1861年,在与英、法进行的以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为目的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如果以最为简略的方式勾勒这场改革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忽略如下两点:第一,这场改革不是源自俄国社会内部,而是产生于外部压力;第二,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俄国农民却为这个由上至下的工业化过程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列宁断言1861年产生了1905年,其原因即在于此。37从1861年改革到1905年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村社经济,但土地集中现象未能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而是导致了村社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它们重新归还给他们的强烈要求。38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样重返已经被摧毁的村社,还是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思考脉络中,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总结和思考与如何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907年,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39,以俄国土地问题为中心,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即“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所谓“普鲁士道路”即通过国家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摧毁村社及其土地占有制,最终将农奴主-地主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美国道路”则是“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通过对俄国土地改革和1905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总结,列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俄国社会条件下,“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40。

列宁认为,俄国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势必引导俄国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农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赞同“美国道路”,一是因为只有通过土地国有化摆脱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才能提供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因为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未开垦土地,从而存在着走“美国道路”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道路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必然包含了对旧有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的改造,“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41“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42

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列宁看到了孙文的革命纲领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潜能,他惊叹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像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43与此相对照,“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44通过把孙文的革命纲领放置到俄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列宁得出了“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45这一结论。如果说“美国道路”区别于“普鲁士道路”和“英国道路”的特征是它的国有化方案,那么,“中国道路”却代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民土地革命”。

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展开的,列宁对于俄国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与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的土地问题必须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怎样的“国家”才能担当这个改革的重任?列宁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取向的强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因此,当列宁谈论“亚洲的觉醒”的时候,他关心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问题,亦即民族自决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国家”与“民族状况复杂的国家”(亦即“帝国”)构成了对比,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后者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第二,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在俄国和中国的条件下,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政治自决”的必然形式。“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46在“亚洲”的特定条件下,只有通过农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建国运动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因此,必须拒绝一切与解放农民、均分土地相对立的改革方案。列宁说过:“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47“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48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自决不仅体现为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诉求,而且也提示了被压迫民族在新的人民-国家建构中,国内各大小民族之间实现民族平等的绝对必要性。

十月的预言与危机 — 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激流网1918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临时纪念像揭幕仪式上讲话

没有任何必要夸大第一次中国革命对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事实上,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任何直接的影响关系,相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产生于欧洲战争的直接背景之下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和明确的影响。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重视是在他对于国家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长期的思考脉络中展开的。49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通过国家形态的改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回应。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革命也标志着如下事实,即在亚洲社会的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向民族自决运动的方向转变。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1914)、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意义的解释,都产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有着理论的联系。第二,俄国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持久的影响,可以被视为将俄国与欧洲分割开来的历史事件。列宁的革命的判断与斯密、黑格尔对于亚洲的描述没有根本的差别: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表述为从古老东方向现代欧洲转变的历史进程,从农耕、狩猎向商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发展。但在列宁这里,这一世界历史框架开始包含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和由它所激发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唤醒亚洲——这个长期完全停滞的、没有历史的国度——的基本动力,50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者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

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中间曾经长期存在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持久论战,51列宁作为“西欧派”的一员通过对于“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辩证对比,构造了一种“脱欧(帝国主义的欧洲)入亚(落后地区的革命先进性)”的新型逻辑(从寻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个“脱欧入亚”路线也仍然内在于“脱亚”的逻辑)。然而,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土地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这两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命题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社会体制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关联,从而也与社会主义问题历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新的形势缓解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围绕俄国革命性质的长期分歧。“1905-1906年时,托洛茨基已预见到俄国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结合,并说明俄国的起义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其时拒不认为俄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他根据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俄国社会结构来推断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而俄国社会结构中的最大成分是个体农民。但在大战期间他开始认真考虑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俄国革命放到国际远景之中。看来,现在对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否成熟,而是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国革命局限于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中。二月政权的经验进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时打垮并最后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权。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52列宁思想的变化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革命形势和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表现共同促成的,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写于1917年4月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上文提及的《四月提纲》。这个社会主义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一般地要求将农业帝国改造为民族-国家,而是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三位一体”之下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者朝向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方式相结合的独特道路——这一独特道路为一种新型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我在这里指的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共和国。

从1911年革命运动的角度看,或者说从所谓“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53纲领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而阻碍这个外壳形成的原因有多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乡村的保守势力,以及由清廷及北方军事集团所代表的“落后的北方”。“落后的北方”是列宁的用语,他针对1912年的南北博弈曾作出如下断言:“袁世凯的那些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即“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54。他早在1912年就预见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可能性,并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革命面临的“北方问题”关联起来。但是,列宁对“落后的北方”的理解完全集中在阶级分析,尤其是袁世凯集团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之上,而忽略了“最落后地区”(即有碍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的地域、族群、宗教等因素。从列宁后来阐发的有关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来看,他将民族国家视作资本主义的“常态”,而族群复杂的帝国正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必须加以去除的政治外壳。在他的主导下,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之上支持波兰、乌克兰的独立,正是这一政治判断的延伸;但伴随帝国主义战争而来的欧洲和俄国的革命形势正在促成列宁对民族革命的新意义的解释,即不只是单纯地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而且也从有利于帝国主义时代国际革命的角度,去阐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从民族自决向社会主义联盟的转变正是上述双重逻辑推动的结果。

为什么列宁在讨论中国革命时,不但高度评价孙文的建国纲领,而且也从未提出支持蒙古、西藏或回部地区寻求独立的诉求,而是将“落后的北方”视为革命的障碍?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不是“从法权的各种‘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义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研究中去寻找答案”55。民族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56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不但拒绝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而且也批评罗莎·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提出的一系列论证。列宁指出卢森堡的主要错误在于“忽视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即在1789-1871年的欧洲民主革命之后,西欧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而且通常是些单一的国家的体系。因此,现在到西欧社会党人纲领里去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57。

与西欧的情况不同,东欧和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始于1905年革命。因此,列宁思考的“东方问题”是由“亚洲的觉醒”为标志的系列事件(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巴尔干的战争等共同构成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所触发的,“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的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58对于列宁而言,民族原则不是绝对的,是否支持民族自决取决于独立与分离是否有利于落后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还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例如,奥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恰恰不是趋向于脱离奥地利,而是趋向于保持奥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持民族独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破坏掉!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奥地利便形成两个中心的(二元的)国家,而现在又变成三个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国家。”59与此相反,俄国的“异族人”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约占总人口57%),且大多居于边疆地区;他们所受的压迫比他们在各邻国(列宁特别指出“并且不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除了上述两个条件,民族问题是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最后,正是在临近的亚洲各国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并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中去了。”60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列宁在中国边疆区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与奥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的处境相似,中国边疆区域寻求独立的运动很可能使其陷入“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从甲午战争到“三国干涉还辽”,从联手镇压义和团到日俄战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日本以及英、法等欧洲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觊觎——的支配;二,不但中国的“中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高于边疆地区,而且“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从而保留中国的完整更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从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列宁将袁世凯及与之结盟的北方地区称为“落后的北方”,亦即有待克服和解决的作为革命障碍的北方。他未能深入分析何以中国的激进革命派不得不做出背离其革命宗旨的妥协,也很可能与他的上述政治-理论的视野有关。“落后的北方”迫使南方的革命党人做出妥协,但这也恰好说明:中国革命并未采用分离的方式寻求资本主义发展,“北方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北方问题”。

所谓“北方问题”中的“北方”不仅包括东北、蒙古及北洋势力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而且也包括与这些区域关系密切的西北地区和地处西南的西藏地区,“五族共和”概念中涉及的四大族群及其活动区域都在其中。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藏等地区的土地改革进程也远较其他地区缓慢,这也意味着“北方问题”与革命进程中的“妥协”的关系是长期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即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及“五族共和”的观念:“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61与他早期的民族观相比,“五族共和”的提法不再将共和限制于明朝版图内的汉人共和国,而是将清朝大一统帝国作为“走向共和”的多样性的广阔空间。从后一方面说,孙文接过了立宪派的中国观,但同时以“共和”作为政治性替代。从“五族君宪”转向“五族共和”62,这一转变为现代平等政治奠定了基础,也由此产生了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和实践在保守的宗教-政治传统(如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激进的阶级政治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挑战。

1921年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影响下,接过了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支持蒙、藏、回的民族自治,并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其根本前提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63。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对此有明确表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苏维埃的时期,中共在其宪法大纲中重申过以民族退出权为中心内容的民族自决原则。64但是,现代中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是将民族自决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独立要求来理解的,后者正是探索建立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前提。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和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在边区形成割据的苏维埃政权,但从未将自己视为地方性和社群性的政治代表,恰恰相反,在它的政治蓝图中,中国革命从来都是全民族的革命,同时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此后提出的第三世界范畴,也都是沿着这一路线展开的。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民族自决权始终是一个具有正面政治价值(民族解放)的概念,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殖斗争并没有因此凸显民族分离权问题,恰恰相反,它所强调的是被压迫者的团结问题;即便是强调自治的时刻,被压迫者的团结也是更为基本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追随列宁主义路线的中国革命实践的也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卢森堡的卢森堡路线。但就其历史和政治内涵而言,最合适的解释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以及有关这个问题的提纲,其基本内容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民族问题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亲密联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团结广大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但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进而将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65正是这一纲领为国共合作和从1911年共和革命致力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人民革命(即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提供了政治方向,由此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不再单纯地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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