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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声援番禺毛主义者案 —— 给左派(不分毛派、托派、社民派) ...

2018-2-5 10:39|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11828| 评论: 5|原作者: 白曼|来自: 作者供稿

摘要: 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虽势单力薄,但我们也努力以阶级立场看待统治阶级对毛主义者的打压。我们维护的,并非那种文革时代虚假的官僚套话,我们认为,经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战这一任务为中介,是有可能为未来的工人运动开拓出配合斗争的舆论宣传空间的。

谈谈番禺毛主义者案

白曼


编者注:“白曼”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公众号“荆棘鸟”的编辑。正如毛派内部,原则、目标、观点与策略分歧,在托派内部同样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策略与分析方式。


这篇文章托味应该多少是有那么一点的。有托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个要辩证地看:一方面,托派强调的“工人民主”、“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不过是马列ABC,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在官僚专断思想的指导下被弄得面目全非,强调这些概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是“背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正因为概念本身只是知性的,它在最初阶段是同感性生活隔离的,需要着手解决这一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的情况,跻身到工人斗争中去,去促进无产阶级自我意识觉醒,而非把“托派思想”变成一种争夺青年的空壳子。


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番禺毛主义者案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距离其中积极分子张云帆因遭当地警方拘禁各方面开始声援也已开始一个多月了。在过去,我曾激烈地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思想,并跟中国斯毛派各个山头(其内部也四分五裂)爆发或明或暗的冲突。张落难事件出来之后,我虽人微言轻,但依然以个人身份多次声援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风险。我唤张云帆及其同路人“同志”,绝非说我赞成他们的思想,我不是道德主义者或翩翩君子,我所理解的事实告诉我,尽管张等人是官僚专断思想的赞成者,但他们愿意为工人利益和工人前途包括他们理解的畸形的“阶级解放”前途付诸自己的牺牲。无论是斯毛派那种不信任无产阶级首创精神的包办替代思想,还是社运里后现代派反本质主义、反中心化的局部反抗思想,都不过是阶级碎片化现状的时代反响,思想本身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日益成长为政治主体才能实现“对立面的扬弃”。相反,我对另一些与张分享“毛主义”头衔的取消主义者们则没有多少认同,他们过去是官僚社会主义时代的遗老遗少,今天是官僚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驯良小市民,“不管挂什么激进招牌或炮制何等做作的表演,这些青年默认世界自然而然地分成两类人:“上等人”和“下等人”,“管人的”和“被管的”,“说了算的”和“跟着走的”,而这一尊卑秩序是亘古不变的。他们口头赞成改造社会,但不相信工人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他们对工人有着强烈的隔膜感,对无产者接管国家的前途充满轻蔑,甚至不是轻蔑,而是绝对的无视。”(李星)[1],他们在学生社团里建立起警察统治,在这次声援事件里又持官僚自保立场,我并不否认自己的立场:此等人士,绝非无产战士。之前,我和一些同志曾转载部分番禺毛主义者的声明或自白书,部分协作宣传同志虽赞成“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之基本点,却并不自称托派,我本人近年来对此标签之强调也日益淡化,但这无碍我就阶级利益和进步青年成长跟官僚专断分子们直接交手。若干被追逃青年如徐忠良和黄理平等人的发言确实是站在毛主义立场上的宣传,我们既不想为毛主义背书,又不想说给其他中立青年呈现出“你们托派或非斯毛派在具体社会运动里还不忘踩对立面一脚”的宗派主义形象,当时婉转地表达了我们过去对毛派思想的批判(并没有放弃批判)以及号召呼吁“抛弃派别成见”,声援事件刚出来的时候,一部分托派持观望立场,觉得这是毛派的事情或者毛派里有资源的人还没动静呢,关我们什么事?正因此,我呼吁放弃这样不怎么光彩的“派别成见”而非“派别思想”。对徐忠良和黄理平等人抗议书的宣传是我起草的,由于我疏忽了给予我所说的“抛弃派别成见”的能指以具体的所指,部分喜欢“搞政治”的昔日托派故人非常关心我,他们在一些网站和自媒体上替我赋予了新的所指,按照他们的表演性文本的阐释,言说者似乎在号召放弃批判毛派思想。需知这些托派平日里或对工人运动里的改良主义思想代言人有幻想 —— 期待遭到打压的改良派劳工ngo负责人能担负引领阶级斗争的重任,同时又把某位改良派工人活动家如张军打扮成“进步工人”,或号召在中国工人自我组织浪潮面前采取一种关门读书学习以壮大组织的思想,并鼓吹两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民主协商的方式统一,并且在自己的帮派内采取一种政托组斯的实践路向。中国资产阶级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使得这类思想目前主要被压缩在网络层面,还不能发挥较大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部分左翼以毛派为主的相关山头的自保心态和声援毛派对上层的幻想,笔者也有所耳闻。最重要的是,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围绕展开的声援实践要求我用文字说明。因此,我打算在这篇文章中谈谈“番禺毛主义者案”。


“番禺案”与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作为一个以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立国、经济上却落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斯毛派遭国家机器关押,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仅仅因为讨论思想,而且还是被大家唤作“国父”的毛泽东的思想,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读书会,那真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了。

让我们来还原下事件的经过,按照张云帆、叶建科、郑永明的诉说,他们在广州番禺的广东工业大学为学生提供毛主义理论学习,给学校后勤的阿姨们组织文娱活动。11月15日,他们照例学习讨论时政问题的时候,被学校保卫处的干警包围,他们放走了携带身份证件的郑永明,逮捕了张云帆和叶建科,没多久又把郑永明给抓捕了回来,与郑一同被捕的还有做工人公益工作的社工孙婷婷,而另外四名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顾佳悦则被网上追逃。事件发生后,中文世界里关注此案件的人们——从爱毛国家主义者、自由派到毛左,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声援立场。

本案延续了政权一贯通过“文字狱”打压异见人士的姿态,但不同于以往案情中相关当事人文宣里直接诉诸对抗资产阶级政权的号召,这次被迫害的八位青年的案情更多了几分”冤情”。中国是一个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配合着这种“缺乏”背后也伴随着中国工人斗争力度的缺乏。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虽然弱小,但已经开始组织起来。斗争工人的领域绝非局限在工厂车间里,共运先辈葛兰西同志提到过对文化思想主导权的争夺,而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则必然要把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提上日程,对舆论阵地的争夺,是捍卫群众日常防卫组织乃至未来有条件情况下形成工人政党的重要的子任务。而各种与工人组织相关的思想(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的思想),它们能否不被国家机器干扰地进行宣传,也多少会跟工人斗争的进程连接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的左翼读书会很多,这中间很多是宣传官僚主义的包办替代思想的,不少读书会并没有跟无产阶级建立起联系,而且其内部已经显露出官僚化的趋势,一些以老学长、老学姐面目出现的官僚专断分子在小圈子内培养自己盲从跟班的做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资产阶级打压读书会袖手旁观,我们维护他们讨论“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权利,绝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他们主张的“伪造”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反,马克思主义青年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其中革命倾向青年同官僚专断的领导层分裂。

在这次番禺案中间,资产阶级要打压的绝不是某个特殊的读书会:“说了某些出格的话”、“讨论了29年前的敏感事件”、“撞到了执政党开全国代表大会周期的枪口上”。他要控制住一切悖逆自己思想的传播,同时,这样做也是去限制底层劳动群众组织的权利。我本人从来不相信,黄理平和张云帆传播的毛主义思想能真正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然而,1949-1976年里所取得的重大物质文化进步、大陆长期以来独立的革命无产阶级立场思想之传播的缺失、毛主义皮相上“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形态对部分有承担精神的青年人的吸引,使得革命的而非口头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刚刚介入阶级斗争的阶段不得不跟毛派进行一定程度的协作,同时又极有可能与他们官僚化的组织的上层爆发冲突。在这中间,宗派主义的“捞人头”做法(对如何促进工人运动是“盲人摸象”,喜好谈斯毛派如何不行,而且多是从抽象原则出发考虑问题,最后沦为一种强调我们第四国际及第四国际在华山头组织是“天命所归”的正确代表的滑稽景观)与幻想妥协的“毛托合流”做法(毛派掌握资源,我们只能起到支流的作用)都是极其错误的。即便如此,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该看到那些把毛主义当成指导思想的青年们为了劳工事业愿意承担琐碎、艰苦的任务,虽然分歧巨大,但从我个人角度,还是相信是有可能在保留争论的情况下达到一种共同出击的情势的。在无产阶级获得一种自我意识即阶级意识的过程里,毛主义的包办替代思想和那种工联主义的思想一样,不过是意识发展过程中有待扬弃的某个环节。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要义在于它是贴近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短期局部利益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长远历史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虽势单力薄,但我们也努力以阶级立场看待统治阶级对毛主义者的打压。我们维护的,并非那种文革时代虚假的官僚套话,我们认为,经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战这一任务为中介,是有可能为未来的工人运动开拓出配合斗争的舆论宣传空间的。这样,就把本次事件的核心任务,即“声援营救”提上日程。


为什么要进行声援

1.声援的意义联系着争取言论自由,这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及工人斗争延拓出相应的空间。

2.张云帆等人虽然信奉的是官僚化的、包办替代的毛主义思想,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跟工人建立联系的、而且是富有担待的青年,营救他们,争取他们无罪,也是避免日后其他各种倾向的左翼青年在“融工”的时候遭到国家机器过早摧毁(如赶出工业地带、限制工作及人身行动自由)。

3.在存在有组织工人运动和阶级战士群体的地方,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对包括工人运动、左翼学生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的蛮横打压,类似宣传可以起到对普通无产阶级群众阶级教育和解释的作用。

4.如果某些地方类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存在工人革命希望或即使革命退潮也进行着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声援和营救应该通过公开的红色救援机构进行,地上的同志需要应对统治阶级的直接火力打击,并掩护处于地下状态的其他工农运动骨干同志。

5.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不同派别,类似的营救工作需要各个左翼组织、团体、团队进行协调,在坚持阶级立场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个人或团体可以同其他各种派别就救援进行具体协商和共同出击。

6.向资产阶级司法机关进行技术上而非政治上的妥协,作为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中共在抗战前安排安子文、薄一波等干部写“反省书”出狱)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个妥协不该牺牲无产阶级先锋团体等政治原则(比如吹捧蒋介石委员长是民族领袖或幻想资产阶级中央政府是个超然的仲裁者)。

然而,就这次事件来看,左翼各个派别远没有做到能为一个共同任务协调出击,除了中国毛右派对国家的一贯幻想,各个其他平日高喊“GM”的左翼派别的官僚自保丑剧层出不穷。

(后页待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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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守门老鸨 2018-2-10 14:40
这种念念不忘内斗的托派少几个好
引用 龙翔五洲 2018-2-5 07:50
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欢迎作者对番禺案的声援。
托派自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任何成功实践,却对斯大林、毛泽东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乱加不实的污蔑和全盘的否定(当然允许正常评论)。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阶级一贯的批判理论和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崇尚有目共睹,是他将工农大众中的杰出代表重视推崇,将郝建秀、倪志福、吴桂贤、陈永贵、王洪文等工农杰出代表推上国家领导岗位。毛泽东反对取消供给制、反对军衔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尤其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资产阶级官僚体系的冲击和摧毁,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新贡献和新的里程碑。历史将继续证明托派对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污蔑和否定是错误的。
引用 远航一号 2018-2-5 01:56
该文虽有不少错误观点,但内容丰富,可参考
引用 远望东方 2018-2-5 00:16
作者说得很清楚"绝非说我赞成他们的思想",他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件事来做自己的事!
引用 燧鸣 2018-2-4 10:53
责编: 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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