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知青运动”背景考略

三、“反修防修”与知青运动

说到“反修防修”，不能不联系“和平演变”这个概念。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们(下称西方政治家)在研究了中国政权史以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个预言，就像一记振聋发聩的警种，狠狠地敲响在毛泽东的心头，犹如余音绕梁，久久不能散去。他回想起早在延安时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和他一起探讨的以“兴亡周期律”为内容的“窑洞对”，也回想起郭沫若那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耳边又回荡起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当时还称北平)前，向全党，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进京赶考——决不做李自成”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本来就是个政治家和历史研究家，他对中国和世界政权史的研究，绝不亚于西方政治家们，他更十分清楚西方政治家预言的分量，它绝非危言耸听或者是由于仇视社会主义而一时的发泄。否则他不会早在夺取政权以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和“两个务必保持”，也不会产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等论断，以及“我们的一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曾屈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担心。于是他在领导新政权完成了“三反五反”和“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任务以后，以凝重的心情走进了1956年。

这个1956年好生了得！北方的“老大哥”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突然在半夜里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随后又在1957年11月抛出了《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从而完成了“修正主义”体系的框架构建。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静观其3年多的变化后，于1960年针对性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苏共在1963年3月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随后，中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吗?》(三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后来还有《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列宁主义万岁》等等“重磅炸弹”文章。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中苏论战”。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的执政党爆发长达9年的大论战，使两党、两国关系也迅速恶化，以致发展到1969年春以“珍宝岛事件”为标志的武力相向。

毛泽东针对苏联党的路线的演变，又投入了读书、研究和沉思。当他把目光从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和案头的“九评”文章上移开之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赫鲁晓夫不就是苏共领导人的“第三代”吗?他为什么会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他为代表的苏共的“演变”，是否就是西方预言家所说的“和平演变”?中国有没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第三代或第四代”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娃娃”们，他们能担当起“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重任吗?……于是，“和平演变”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反修防修”;而防止“和平演变”的首要途径也就必然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毫无疑问就是必须持续、深入和全面地推进“知青运动”。因为“娃娃”们的教育，远比他们的前辈防止“糖弹”的攻击更为重要，它“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不久的将来，苏联共产党沿着已经“修正”的路线走下去的话，必定要丧失政权，只不过他没有看到这个后来发生的必然事实而已。

我们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一直延伸到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条历史的脉络，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和空穴来风。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他一生中最后20年的头等大事。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断，在执政党的各种会议、文件上反复强调“反修防修”，并设计了一系列更大的动作，而最影响整个一代人命运的就是“知青运动”。他把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放到“广阔天地”里，充当“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农村社会乃至巩固国防的“后备军”。

对于“知青运动”，毛泽东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预言，从“反修防修”做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而实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

这就是毛泽东从建国以后开始，在将近30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了超过半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背景。

四、经济考量与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知青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的政治背景，那就是“反修防修”。但是，正如笔者在《毛泽东与知青运动的起源》中所言,毛泽东的任何重大战略决策，从来不会仅从某一角度出发。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40多年前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形成，有其全方位的深层次背景。其中，经济考量背景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和苏联的援助下，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生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记得笔者幼年时大约在1957年左右，市场供应丰富，物价低廉稳定，购买粮食及其制品不要粮票，“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好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全民“大跃进”，在钢铁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15年赶英超美”的决心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久就会到来。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大体有三：一是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经济实力消耗造成的巨大负担需逐年弥补;二是1956年起中苏“蜜月关系”开始破裂，苏联逼还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债务并撤走一切专家;三是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直到1964年国民经济才出现明显复苏好转并加速发展。后来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已初具规模，还取得了杂交水稻、人造金刚石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核电等世界领先的重大经济科技成果;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军事国防尖端成果。

然而，中国仍然处于“农业大国”地位。不但农村人口占80%以上，而且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很高却产出极低，这就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一句话，农业生产力太过落后。而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这样说，人的素质决定了生产力先进与否的根本性质。毛泽东曾有著名论断：“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显然，他所指的“人”，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且永不“变修”和腐败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然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毛泽东更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用现在的概念叫“三农”)的现状和面貌了。尽管他作出了将近20年的努力，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三农”组织形式，特别是人民公社这个政权与生产组织方式相结合的创举，仍然没有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人间奇迹”，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三农”落后状况，他为此忧心忡忡。于是他想到了知识青年——他希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承担和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尤其是1966年-1968年的3年运动又使国民经济出现发展速度上的下滑，尽管绝对值还在增长。为了紧缩经济开支，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1967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一律冻结;基建、大修和设备更新要按计划进行，严格控制用款;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1968年行政费、事业费，较1967年减少30～40%;一个单位因两派斗争分裂成为两个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一个月内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否则军管;财政、银行要支持生产发展，应纳税单位和个人要照章纳税;没有实行大联合或军管的单位，由各组织、业务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会计联合签署;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等等。这是国家级的“节流”措施。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发展经济重点在于“开源”。而“开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和增加就业，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双翼。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所有就业均需国家分配。而根据当时的物价测算，每增加一个工人，需要追加3000元固定资产投资。由于3年文革，造成了1966～1968年初、高中两个层次约600万“老三届”(其实是六届)毕业生没有分配，同时“文革”中从农村“倒流”回城的数百万已下乡知青不断请愿上访，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可以说，这样的就业需求压力全世界绝无仅有，如果要满足此需求，国家必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约200亿元，这在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仅300多亿、节余仅1.5亿的情况下，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国家一方面连续2年不断发文件，甚至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接见上访知青代表，号召“倒流”知青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地闹革命”外，另一方面开始制定“老三届”的“安置方案”。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将所有“老三届”都“安置”到农村去并以插队为主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2.5亿安置费的预算，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著名号召，于是将“知青运动”推向了“史无前列”的新高潮。

这就是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经济考量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