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和私有制，到底是谁在“与民争利”？

4、“黑资本”及其代理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泼污。

为了否定公有制，一小撮人对作为公有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形式的“国企”泼了大量污水。正如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表明的：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1]

这其中，最有欺骗性的说法就是“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亦即是“公有制”“与民争利”。

三、公有制和私有制，到底是谁在“与民争利”？

1、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存在的重要性。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制里面又包括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和具有公益性质和半公益性质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存在以经济手段维护着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在维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中提供经济保障，也为国家的再生产、国防建设以及社会福利提供经济来源和保障。一旦没有了国有企业等，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就掌握在少数暴富人群的手中，那么这些人同时就掌握了对广大民众生杀予夺的实际权力。

富人掌握或者控制权力的情况，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也许会由于能够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而避免本国阶级矛盾激化，而在人口众多并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里面，会造成社会动荡，印度目前就是这样，而西方也希望中国变成这样。

为了防止“资本”一家独大，因此必须把“权力”和“资本”都关进“笼子”里面，并且“权力”不能关进“资本”的“笼子”里面，只能关进“法律”和全体民众的“笼子”里面。而假如一旦让“资本”掌握或者控制了“权力”，实现了“资本权力化”，那么“民众”和“权力”就都全部被关进了“资本”的“笼子”里面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为所欲为的社会，无人能够约束。

2、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最终得益者只能是极少数大富豪，而不可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

这里所说的“民众”仍然是上述的既非官员也非富人的纯粹的民众。

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 虽然有资料表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GDP所占的比重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就业贡献率也不低，表面上看，好像非公有制经济打上的“民营”的标签说明了它代表了“民”，或者受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员的人数不少就说明假如私有化了，他们就是得益者。其实不然。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或者实行了私有化的国家里面，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面对大资本的兼并潮中，别说是一般的受雇于私营企业的民众，就算是拥有财富不多的小资本家也会难逃厄运。在目前的中国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虽然某些私营企业会给员工开出比事业单位同等条件的员工高一点的报酬，但是这常常是以无报酬无节制延长员工劳动时间作为前提的，多给的一点报酬的付出很快就被从员工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抵消或者反超。由于就业形势的不乐观尤其是报酬比较高的企业“僧多粥少”，因此这些企业的老板往往抱着“打伞的去了戴帽的来”的心态，对员工或者加大劳动强度，或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克扣报酬，你受不了就走人，反正不怕招聘不到人。有些人以为如果完全私有化这些资本家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以后自己的收入就会水涨船高，这是非常天真和幼稚的，除非中国具有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的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的能力并且这样做，否则好处极少数大富豪拿了，沉重的代价由绝大多数人承担。

在这方面，俄罗斯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5%的经济，加95%的政治”的私有化狂潮中，俄罗斯的资本劫掠者仅用几亿美元，就买走前苏联人民积攒70年的财富——价值28万亿美元的实体经济(国有企业、矿山)等。1996年俄物价飞涨到6000倍，卢布从0.86兑换1美元，跌到8000卢布兑1美元，百姓家中若有十几万卢布存款，一下变成十几元。就在俄罗斯身陷绝境的时候，普京2000年底上台，不仅停止私有化，还大规模实施国有化，将一大批涉及国家经济命脉、金融命脉、舆论命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和重要新闻媒体，都夺了回来。

假如我们中国按照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内的自由派人士开出的私有化药方，无非就是两种处置方法，一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国有企业完全被少数大富豪控制，尤其可怕的是被他们背后的外国资本控制;二是以出售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的方式肢解国有企业，表面上“惠及所有民众”，而即使是不存在老百姓为追求短期现金收入而大量抛售手中的国企私有化证券的情况，国内外的金融大鳄同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让分到老百姓手中的货币迅速贬值，变成废纸一张。假如不能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在非常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中，大富豪完全可以逃避，而社会灾难的沉重代价只能由绝大多数民众承担。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也这一危机，只是由于它们能够实行危机转嫁，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殖民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掠夺，科技方面曾经的领先地位，产品的高质量对世界市场的占领，尤其是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剪全世界羊毛等而被掩盖了。国内一些民众被表面现象蒙蔽尤其是被自由派公知忽悠了，错误地以为中国一改旗易帜，一实行私有化，就会马上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富有，这是何等的愚蠢。其实，当西方列强的上述这些优势逐步失去以后，私有制的危害性越来越凸显，否则无法理解为何近年来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西方国家逐步兴起，无法理解美国的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之一桑德斯为何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会拥有那么多的支持者，也无法理解为何英法德等西方强国宁可得罪美国也要与中国打交道。

在这方面。“私有制”与民争利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事例得到体现，虽然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推动所谓的“医改”的目的也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所谓的“惠及”，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也不允许，也要以所谓“这违背美国的价值观”为借口否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私有制才是打着“民”的旗号真正的与民争利。而在这里，“资本”及其代言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首先利用“资本”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外延之间的“交叉关系”，即共同拥有的“非官”属性把“资本”偷换概念成“民”，然后以偏概全，用个体或者少数“资本家”所谓的“民”的身份扩大外延成为“民众”的当然代表，并且把国有企业堵了他们的掠夺之路诬称为“与民争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惠及最广大的民众。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挥资本在富民强国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切实保障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最广大民众的利益。

而如前面所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以经济手段维护着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在维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中提供经济保障，也为国家的再生产、国防建设以及社会福利提供经济来源和保障。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目前多数仍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为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提供了保障，国家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民众。在这方面，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发展让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也体现在让广大民众在二次收入分配获得更大收益。

二次收入分配，也称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是发生在就业者(包括雇主和雇员)与非就业者(包括已经失去劳动能力者和作为就业者边缘群体的失业者)之间。再次分配是指经济主体不必直接通过劳动而可依法获得的收入，如退休工资、(官员的)退休金、失业补贴等。

而这些惠及广大民众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和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