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张杨后悔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一个叫杨奎松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因为张学良居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也不学胡适的腔调说话，他叹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也是大致相同的逻辑。前者是说蒋介石虽然暂时受了委屈，但其实中共和红军在这一极其有利的事变中不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损失了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在这个期间又被“马家军”消灭了红军的一部分，在事变后的政治博弈和军事博弈中全面输给了蒋介石。后者则是认为张学良被赤化了，同时也完全否认中共有独立能力，夸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

这些论调在网络上不断接力传播，确实一度制造了混乱，仿佛历史真的无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无用，人民群众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产党内，突如其来的事变确实引起了巨大震动。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多达几十万。蒋介石这三个字在每个共产党员心灵上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这个记忆的正义冲动，无数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投入共产党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记忆。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在共产党高层，自然也同这些情绪反应大体一致，也都经历过由激进到冷静、由权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确实部分影响了中共对事件的看法，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苏联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固然有维持亚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务实可取的。对于指责张学良部队里有亲日派活动，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与“中东路事件”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相联系的言论，中共并没有采纳。

事变的第二天，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等人奔赴西安。15日发出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此次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已经比较清楚了，认识也已完全统一。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以上就是事变的大体过程。

应该说，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结果。

除了共产党和张杨二人拥戴蒋介石成为抗日领袖的态度坚决外，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重要因素。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家兄妹是主张列强在中国的均衡态势的，日本打破了这个均衡，他们自然要抗争。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是主张地方自保的，他们抗衡中央势力的法宝也是要举起抗日大旗，在其管辖的区域范围内也多有进步措施。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用心险恶，在事变中不但要讨伐，而且要直接轰炸西安，灭掉蒋介石本人。这些都是促使蒋介石痛下决心的理由。所以他对张杨二人表示，回去要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所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事变是偶然的，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依然是那些基本的历史条件和规律。那些不负责任的如凤凰网之类无非还是重复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观念，似乎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是多有反复。其间仅国共两党比较重要的谈判，就进行了五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使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在重大决策上也不是一个人说了能算的。

首先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脸了。

本来在西安的承诺就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记录也可以不认账，这点张学良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能扣押他一辈子。

12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说“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军事法庭，走过场后还会放他回去。当天晚上，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中表达了不满但还报有希望。

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不相信蒋介石会反悔。他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其实蒋介石与党内众多干部的决定是，下决心不放他回西安。

蒋介石29日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所以在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进据陕甘两省。3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当时共产党方面还将信将疑。

1937年1月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到了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至此，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应当准备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