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先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后是为了实现他和马克思共同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在商场上度过了24个春秋。对于恩格斯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商生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从而也就对恩格斯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认定。本文根据历史事实对许多不同的看法进行考核订正，否定了恩格斯“曾是资本家”、“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说法，还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

【关 键 词】恩格斯/办事员/职员/名义股东/退休金/养老金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因为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商经历，所以对恩格斯身份的认定始终存在着疑义。还有1883年，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说：“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5页)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恩格斯曾经当过工厂股东。第二，恩格斯当股东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为党筹集经费。第三，如果有人想抓住恩格斯曾经当过股东这件事责难他，是肯定要失败的。但是，恩格斯万万没有料到，这样明白无误的东西，在他死后的100多年，仍有人抓住这件事做文章，而且还把恩格斯曾经当过工厂的“股东”，提升为“曾是资本家”(王长江统稿：《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

毫无疑问，恩格斯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和学术的是非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生平，特别是对恩格斯的“经商”生涯的历史进行仔细的考证，以求作出正确的结论。我愿意在尊重史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就这个问题同学术界的同仁进行实事求是的善意探讨。

恩格斯的“经商”生涯。他自己说是18年(1851—18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6页)。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是27年(1842—1869)。实际上，恩格斯“经商”的几个时间段累计起来是24年(1837—1841) + (1842—1844) + (1851—1869)，如果卡头去尾实则是22年。这22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动经商期，第二阶段是主动经商期，第三阶段是有限的名义“股东”经商期。

第一阶段：被动经商期(1837年—1844年)。这一时期，是恩格斯不情愿地被迫从事商业活动的见习期。1877年，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经商之道时说：“旧的商业偏见认为，似乎要经商就必须首先练习三年抄写，写得一手漂亮字，讲蹩脚的德语，并且非常愚昧无知，这在最近二十年已被彻底打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

恩格斯的父亲就是一个持有旧的商业偏见的“狂热而专横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典型商人。1837年9月，17岁的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强制停学，并按旧的商业传统先后把他送到自己在巴门的一家商号和不来梅朋友的一家商行去当学徒，学习做生意。恩格斯从小就不喜欢生意经，他并不认为父亲为自己选择职业是自己“外部生活的天职”。他的兴趣不在商场，而在文坛和论坛。无奈之下，他决心以青年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为榜样，“既做店员又做诗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7页)。所以，在不来梅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和通讯，并在好几家刊物上发表出来。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在诗歌和文学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这就是“一切科学的灵魂”的哲学。他读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到康德、费希南、施特劳斯和黑格尔的许多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39年恩格斯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组通讯：《乌培河谷来信》。“来信”对巴门工厂主的愚昧、专横和胡作非为的揭露和鞭挞，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当时恩格斯对商场的一种厌恶。

三年满徒后，恩格斯应征入伍到柏林当了一年炮兵。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开展了对老年黑格尔派的批判。1842年，恩格斯以“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柏林大学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谢林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年鉴》主编阿尔诺德•卢格，称呼“奥斯渥特”为“博士”，并询问他为什么不把文章寄给他的刊物发表。1842年6月，恩格斯在给卢格的一封回信里说：“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8页)。这是他第一次从职业上认定自己的身份是“商人”。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回家后，他父亲决定要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继续实习经商。该公司是恩格斯父亲同欧门家族合资的一家公司，它的前身叫“维多利亚工厂”，是彼得•艾伯特•欧门开办的一家棉纺厂。1837年恩格斯父亲投资入股后，改名“欧门—恩格斯公司”。1842年11月，恩格斯受命前往该公司办事处当一名办事员。恩格斯在这里工作了21个月，因为是实习经商，所以工资由他父亲支付。恩格斯与“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雇员与顾主的关系。恩格斯在这家公司里，既没有资本也没有股份，既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也不是恩格斯父亲的代理人，仅仅是该公司的一名“办事员”，资本家之说从何谈起!

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期间，并没有一门心思做生意，而是用大量的时间去搞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他一方面“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从这种“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为后来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8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了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撰写了一大批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恩格斯在这里不仅没有成为资本家，而且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此之前，恩格斯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想当资本家。1844年8月，恩格斯回家探亲后就不惜同父亲闹翻脸也不愿意再去经商了。从当时他写给马克思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妹夫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曾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两星期]来在办事处做了些事情，对恋爱问题所抱的希望也促使我决定这样做——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发愁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可怕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一些，而在我老头的工厂里呆了几天以后，它重新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当然曾经这样打算过：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认为适合的时候为限，然后就写一些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将忍耐不到了。”“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30—31页)

1845年4月，恩格斯终于和父亲闹翻了，离家出走前往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一起筹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开创共产主义运动而不遗余力地工作。事实上，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前，并没有获得任何“资本家”的名分，而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在社会上活动。因此，说“恩格斯在同马克思一起创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曾经是资本家”，是不实之词。

第二阶段：主动经商期(1851—1860年)这一时期，是恩格斯主动同父亲和解，要求重返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恩格斯说：“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致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同上书，第185页)。恩格斯重新选择放弃多年的经商道路，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所逼，另一方面主要地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做出的牺牲。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带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回到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指导德国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逃亡到伦敦，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但由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泛滥成灾，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1850年底，马克思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从革命实践的舞台转到书斋，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进行科学的理论论证。恩格斯也于1850年11月回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并为迎接下一轮新的革命运动而“啃军事”(同上书，第576页)。对此，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当那些渺小的大人物们互相阿谀奉承、高唱“革命”高调的时候，“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同上书，第205页)

此时的马克思，深深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单靠稿费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多子女的家庭生计了。恩格斯这次重返“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主要目的是想从父亲口袋里多掏出一些钱，来补贴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求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可是，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只答应他可以“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恩格斯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同上书，第201页)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发展，他父亲只答应每年付给恩格斯200英镑的生活费和交际费的工资，别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两个月后他父亲又突然变卦了，说他花钱太多，每年至多给150英镑。恩格斯父亲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父亲。他并不吝惜恩格斯在商场上的花消，而是反对恩格斯把多余的钱财用在任何共产主义的目的上。恩格斯说：“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借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同上书，第355页)由此可见，说什么“以家族驻伦敦代表的身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是资方的一位代表”(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恩格斯说，他最多只管办事处里的三个工作人员。这是欧门交给恩格斯的一项“培训”任务。1856年11月17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有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至此，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清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个雇员。恩格斯的年薪200英镑在当时并不算高，恩格斯早年的精神偶像德国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受雇于一家公司当职员，年薪是300英镑(同上书，第125页)。恩格斯的雇员身份，还可以从当时知情人那里得到证实。1854年4月，恩格斯的一篇军事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在《每日新闻》排好版校样都拿到手，突然被撤了下来。恩格斯说，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有人“饶舌”所致：“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看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1页)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看待1857年恩格斯写的一封信。

1857年11月15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两段常常被人们引以为据的话：

“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危机前状态：约有二十个厂主因负债而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二十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本钱。我们投进去六千英镑，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镑!!!这就是说在破产清算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一百八十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00页)

“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同上书，203页)

第一段话说他投资300英镑，损失180英镑。有人据此推断出，恩格斯既然有资本，哪怕是小额资本，也是资本家。到底恩格斯有没有资本积累，我们查了恩格斯个人收支情况，几乎是月月透支，年年借债。如1857年1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有这么一段催人泪下的话：“2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结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马克思发生经济危机，有三个星期没有收到稿费，生活过不下去了。——引者注)告诉我。我的老头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在伦敦受穷受苦。”(同上书，第95页)

恩格斯非但没有资本的积累，而且还有债务的积累。1859年8月，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说：“我现在由于要偿还在新的商业年度开始以前所积累的私人债务，而深深陷入困境”(同上书，第453页)那么，恩格斯的300英镑是从哪里来的?本来一个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多年的人，偶尔有一、二次的小额投资，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恩格斯向来财务状况十分紧张，哪来这300英镑，倒也值得认真考察一下。从信里提到的“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这句话，我们得到启示：钱是恩格斯父亲的。1856年，恩格斯父亲对英国的棉纱生意发生了兴趣，要恩格斯在公司外私下为他购买纱线，占去恩格斯很多时间。为此，恩格斯很不高兴。我们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看到：“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此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同上书，第8页)这年8、9月份，恩格斯父亲来英国谈生意的事，为了补偿恩格斯的额外劳动，除了送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外，合理的推断是，在他的6000英镑投资中划出300英镑到恩格斯的名下。没想到这300英镑不但没有给恩格斯带来赢利，反而带来亏损。这才有重新签订合同的必要，也就是说，作为酬劳，恩格斯至少可以不负担投资风险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