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劳动模范史来贺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劳动模范史来贺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新中国的各行各业涌现了许多劳动模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大模范”：工人模范王进喜，农民模范史来贺，解放军模范雷锋、干部模范焦裕禄和知识分子模范钱学森。

刘庄曾经是贫瘠土地上出名的“乞丐村”。今天能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全国劳动模范史来贺这个带头人。史来贺1952年开始担任刘庄党支部书记，当时年仅21岁。2003年去世，他为刘庄的百姓操劳了半个世纪，带领刘庄百姓走上了一条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16岁下乡插队落户，当了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挣了11年的工分。这11年的马背生涯，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历。从那时迄今，已经过去了50年。根据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农村干部大致有4类。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既带头苦干不松套，又动脑筋思考不盲从；第二类，只拉车，不看路，吃苦受累拼命干，不动脑筋或脑子不够用，不仅事倍功半，还可能因上级的瞎指挥而犯错误；第三类，不拉车，善看路，脑子虽然够用，但缺乏苦干精神和自律毅力，得不到群众支持；第四类，既不拉车，也不看路，浑浑噩噩混日子。史来贺同志属于第一类，既拉车，又看路。我注意到，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雷金河、陆汉满、王宏斌等实现了造福乡里夙愿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属于这一类。

1956年、1958年、1962年、1982年,4次“抗命”

刘庄取得成功，离不开史来贺的独立思考。离不开史来贺的“看路”本领。

1956年，抵制“并大社”。在合作化运动的热潮中，当时新乡县领导在自己的心目中描绘了一幅拖拉机、康拜因行驶在万亩大田之上的美好图景，要求刘庄与其他7个行政村的初级合作社合并，成立新的“夏庄高级社”，任命史来贺为新的大社的社长。为了实现“并社”，县里专门派出了工作组。考虑了8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史来贺不同意并社。他受到工作组的批评。批评他“跟党不一条心”，批评他“对抗社会主义”。经过全村的大讨论，大家决定不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大社”，自己一村单独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一年多的时间中，刘庄高级社被上级领导视为“黑社”。一年后，其他7个村共同成立的大社办不下去，被迫解体，刘庄高级社才最终得到上级的认可。

1958年，拒绝“放卫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作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七里营公社要求各个大队响应上级种植深翻、密植、多施肥的“小麦卫星田”的号召。有的大队安排种植了上百亩的“卫星田”。刘庄则仅仅安排了3亩“卫星田”。对此，刘庄受到上级的批评。但是，史来贺认为，需要先试种几亩看效果。结果，尽管是深翻、密植，大量施肥，“卫星田”的产量却与期望值相去甚远。

1962年，拒绝下放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年9月27日 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月29日 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册566页）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在贯彻《六十条》的过程中，史来贺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上级领导要求刘庄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将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队，要在分配中体现出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考虑到刘庄的实际情况，史来贺又一次组织了社员的大讨论，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下放核算单位。

当时，分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正带队在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进行整社，推动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当得知此项调整措施在刘庄遇阻后，亲自来到刘庄与当时32岁的大队书记史来贺谈话，并走访了多个社员家庭，听取社员的意见。之后，在刘庄留下了一个16人的庞大工作组进行调查。工作组详细了解了刘庄的实际情况，约谈了一百多位社员，写出了一系列的翔实的调查报告。在工作组的监督下，刘庄组织400多社员就是否下放核算单位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支持下放的只有4票，不到投票社员的1%。

工作组将调查结果向谭震林汇报以后，由于关系到贯彻落实《农业60条》，谭震林不便自己决定，向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详细地汇报了刘庄的情况。听完谭震林的汇报，刘少奇深思片刻，说：“七里营公社可以让一个刘庄不分，搞大队核算。”于是，刘庄的大队核算被保留下来。

1981年，抵制“包产到户”。1978年，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率先在宋平主政的甘肃大面积发生，也在安徽的肥西县大面积发生。其后，这种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农民自发做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到1981年，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降到“户”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央政策，“部分先富”已经全面压倒了“共同富裕”。为了贯彻11届3中全会精神，为了“不留死角、全部分光”，新乡县召开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推动分田到户。刘庄村一些“先富”欲望强烈的农民，也主张分田单干。这次，史来贺真正面临了泰山压顶的考验。为了保住刘庄的合作化成果，为了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史来贺把相关的政策文件研读了无数遍，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一字不落地背诵得烂熟。分还是不分？史来贺又一次组织刘庄的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他耐心地向社员们宣讲中央的相关政策。经过社员的大讨论，绝大多数社员的选择是“不分”。

刘庄拒绝“包产到户”的情况惊动了中央，又一次向刘庄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中央调查组几乎约谈了刘庄的所有社员，得出的结论很明确：“不分”并非史来贺的个人意见，而是刘庄绝大多数社员的意愿。1981年8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来刘庄了解情况，听史来贺说明“不分”的理由。胡耀邦走访了一些社员家庭，听取了部分社员的意见。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指示将中央调查组编写的关于刘庄情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1982年1月1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编的《情况通报》第158期上，对于这个调查报告，胡耀邦批示说：“去年我走马观花地去（刘庄）看了一下。这个材料之所以值得一看，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只要我们的基层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真正能够坚持因地制宜实行生产责任制，真正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生产规划，我们的农业确确实实是方兴未艾，前途非常光明。”

刘庄的集体经济能够顶住这次声势浩大的分田单干风潮，胡耀邦的亲自走访和相关批示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实际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尚有待有心的历史研究者和乡村建设研究者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不管如何，刘庄的集体经济得到保存，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中原大地上看到这颗实现共同富裕的璀璨明星。

1964年、1966年、1980年,3次劫难

我从半个世纪人生的坎坷曲折中深深地感受到，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做好人”的基因，再难，再曲折，再坎坷，仍然不能改变他们“做好人”的人生态度。史来贺同志就属于这样的人。在他的人生中，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劫难。

第一次，在1964年。那一年，声势浩大的“四清”在农村展开。在1963年5月20日颁发的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10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新乡地委四级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刘庄，工作组成员多达32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6人。工作组进村当晚就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工作组接管刘庄的领导权，原有干部停职反省自己的问题，准备如实交代。欢迎社员积极揭发检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经过工作组“背对背”地扎根串联和摸底排查，逐渐形成了一批对史来贺的工作心怀不满的运动积极分子。史来贺成为头号被审查对象。刘庄的一些“问题”被揭发出来：私分棉花，贪污集体粮食，私分布匹，私藏枪支，身背命案……。“身正不怕影子斜”，工作队在刘庄驻扎了半年，经过认真调查，终于查清了运动积极分子们举报的那些“问题”，查清了史来贺是一名难得的好干部，是一位清廉的干部。

第二次，1966年。那一年，文革席卷全国，刘庄自然难以幸免。当时史来贺在担任刘庄大队书记的同时，还兼任新乡县委副书记。作为县委副书记，他是新乡县造反派的斗争对象之一。在针对当时新乡县主要领导的批斗、游斗活动中，史来贺都被作为“陪斗”对象。经过来自郑州、焦作、新乡的串联红卫兵的“点火”和鼓动，刘庄部分群众成立了三个造反组织：刘庄斗私批修战斗队，刘庄农民造反委员会，刘庄愚公移山造反团。三个造反组织的矛头所向都是支部书记史来贺。但是，绞尽脑汁，造反组织也拿不出可以打倒史来贺的罪证。由于没有罪证，他们也得不到刘庄社员们的支持。终于，史来贺度过了这一劫。

第三次，1980年。从那一年开始，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中纪委，河南省委，相继一次又一次地接到署名“河南刘庄受害人”的检举揭发信。检举揭发的内容不仅耸人听闻，而且有名有姓，貌似真实：同情“四人帮”，亲手打死共产党员、人民教师王连春，逼死刘殿坤，逼死马心安的女儿，上吊整死刘明尚，上吊整死刘风春，上吊整死王廷宜，暴打荣线，七斗王道梅，吊打赵四海，吓瘫刘铭端……。

结语

半个世纪中，刘庄没有吸毒、赌博、偷窃现象。不能保证刘庄不存在以权谋私、腐败、贿选、虐待老人、夫妻失和这些现象，但与周围的四里八乡相比，这些现象在刘庄肯定要少得多。刘庄的意义不仅仅是致富，不仅仅是老百姓住上了472平米的房子，更重要的是探索着一种不同于动物的人的生活，是探索着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人的进化道路的探索，是一种对退化或蜕化（alienation，又译为“异化”）的抵抗。

1989年，史来贺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总在想，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有精神，有远大目标，就越干越有劲。全国有4800万党员，每个党员把脚下的这一片地球搞好，我们中国就能兴旺发达。”他曾经多次对记者谈到，自己的愿望就是修理好脚下的这一片地球，让刘庄的乡亲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史来贺是有头脑、肯思考的农村基层干部。1980年以后，许多像史来贺这样有头脑的党支部书记成为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人，积聚了可观的个人财富，获得了不俗的个人成功。与这些“先富起来”的党支部书记们相比，史来贺不仅没有能够先富起来，而且成为刘庄社员中的“后富者”。但是，他将刘庄带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了自己“不弃贫寒”的初衷。

走访刘庄的时候，我拍摄了一段刘庄的干部介绍史来贺事迹的录像。回到北京以后，我将这段录像看了许多遍。每次看，都深受感动，都会想到京剧《红灯记》中的两句唱词：“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

蒋永武：史来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赵智奎（主编）：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