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也看得开，要死就死了。得了这个病，是你命不好”，李祥云喘着气，轻声念叨着。从去年开始，他就喘不上气，没法走上坡路了。
李家所在的村子背靠大山，五十米一坡，鲜有平地。李祥云女儿说，小的时候，她会和小伙伴爬过山坡，到山里面去玩，有溪水、有鸟虫，风景绝好。但是患病以后，李祥云再也没有上过山。李家地基高，哪怕是从公路走到家里，都是一个考验，只能耐着性子，蹒跚而行。
邻居的爆竹放完，除夕夜终于安静了片刻。李祥云调大电视的音量。电视里主持人的祝福语，像是要藏住他重重的呼吸声。从门口漫进来的烟尘让他愈发不过气来。他装上制氧机和吸氧管，脚步蹒跚地缓慢挪动，多走几步就像要倒下的样子。
2009年，李祥云在湖南职防院检查出尘肺病II+，2017年再检查，已经是尘肺病三期。之前，和他一样查出三期的，现在只有两三个还在世了。
李祥云突然掰着手指，清楚地报着他们的名字。一声声，像是集结的号子，喊一嗓子，便激起彼此艰难顽强的生命。
“我现在干活也干不起，慢慢等吧”，他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风衣，戴上帽子叹道。
李祥云今年56岁，家里两夫妻和一对子女。大嫂阿英患有肾结石，每天在家带孙子，照顾李祥云的生活起居。女儿27岁，是医学院的研究生，去年刚毕业，在省会医院当儿科医生。
他儿子现在四处打工，跑过深圳、湘西、福建，每月能挣三四千。早在十六岁的暑假，他就跟着大哥出去当小工。阿英嫂还记得，“我老公下去搞爆破，他就在上面拉风管、提水。做了两个月，回家的时候，手上那个泡啊，他拉那个风管拉不动”。她摊捧着双手，仿佛眼前还是当年儿子满手水泡的样子，“他回来跟我说，哎呀，老爸做那个工很辛苦的。”
现在儿子已经工作七八年了，依然没有劳动合同。父亲这辈没见过劳动合同，到了儿子辈还是没有。说起儿子，开朗的祥云大哥眉头一皱，“我要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2013年，身体好一些的时候，祥云大哥在一个红白事乐队里打鼓，一年能挣个三四千。乐曲和研究是每人交2200块请师傅来教的。喝酒抽烟烧水做饭，祥云大哥一点不落地招待师傅在家里了一个月。
乐队里几个知道李祥云有尘肺病，都很照顾他，“走在路上，他们会帮忙拿鼓，我走得慢，有一次他们等了我半个小时”。
“之前可以搞菜、打扫卫生，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孩子也带不了，什么也不愿意做。”为了打发时间，大哥也会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最近，大哥的心脏和胃相继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缺氧导致的，女儿花3800元给买个制氧机。现在每天早上吸两个小时，晚上吸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好一些，有的时候什么也没好”。
空闲的时候，他会拿出女儿买的收音机，每天都要听上两三个小时。里面有六七百首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遍遍播过去，吸氧的时候听，睡不着也听。李祥云看电视节目说，五音和五脏有关，“多听音乐，对身体有好处吧”。祥云大哥一边播着音乐，一边手指在腿上打着节拍，像是数着自己撑过的时光。“尘肺三期大概可以维持五年左右，具体能活多久，要看当地的医疗技术水平及患者求生欲望”，这是呼吸科专家给出的意见。
26万的职业病赔偿款，这些年来盖房子、儿子结婚、女儿读研究生，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签过一次性付清协议，不会再有多的钱看病了。根据省里的政策，交1000元能看1万块钱的病，能够住十几天医院。但这对于病情严重的李祥云仍是杯水车薪。
“洗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的发展。这项手术一次要花两万多，可职业病防治医院的医生不建议他做。“要其他功能完好才能做，之前去洗肺的现在都死了”，祥云大哥关掉收音机，开朗地笑了笑。
（二）
1994年，李祥云跟着亲戚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蛇口的工地打工。“不出来，在家搞不到吃的啊，一个人四分地”。
外出打工的十五年里，李祥云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底下工作。陪伴他的只有直径不到一米二的天空。日复一日，他在地下的花岗岩层钻出炮眼，装上炸药爆破，打出几十米深的桩孔。这些孔洞里灌进钢筋水泥，就是一栋大楼的支柱。
那时的李祥云觉得，“风钻”是一项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力气活。相比工厂，工地流动性大，做几个月，工程结束就去下一个地方，比较自由。收入也比在家高太多，李祥云就干了下来。
只是风钻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些粉尘日积月累聚集到肺泡里，肺部慢慢纤维化，最终丧失功能——这就是尘肺病。按照行业规范，工人在作业时需要使用特种劳保用品。但工地为了省钱，只发一些医用的一次性口罩。“我们到下面打完风钻上来，鼻子里的灰好厚一层”，李祥云回忆道。
90年代，李祥云觉得工人过得像“逃荒一样”。那时候，深圳会不定期检查暂住证。一旦被查到无证就要被送到银湖、东莞、樟木头的收容所里去。“一进去就会被打，他们要搞钱，一个人要交800块钱才能出来”。
在梅林的爆破公司工作的时候，警察来盘问，“我熟悉了，就说是跟着老板做工的”。有的工友新来，说自己是刚来的，就会抓走了。边防证过期了，还得翻山进深圳。
那几年，也是住宿条件最差的时候，顶多能住上油毡房。曾经，李祥云在梅林关外的车顶上睡了5、6个月，“9个人挤在一起，蚊子可以把蚊帐叮穿，早上起来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十年间，深圳无数的地表在他爆破的洞口平地而起。1997年，香港援建深圳，他修了北环大道、深南大道、梧桐山。2003年，他在地底50米给香格里拉大酒店做爆破。2003年，他修了世界之窗那段地铁。在宝安的一个工地上做风钻。“手都打肿了，一天只有70块钱”，工地上李祥云一天至少工作8、9个小时，“有事情做的时候恨不得你日夜帮他做”。
2003年，阿英嫂在同一个工地里做饭，她回忆那个时候大哥身体就不太好了，（尘肺）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但问起李祥云那个工地叫什么，他想了想说：“做了那么多工地，哪里还记得。”
2003年前，李祥云一年做1-2个工地。2003年后，深圳建设起来了，大哥一年做2-3个工地。“那会儿最怕打台风，一来什么都吹跑了，白弄的”，碰到台风，有时候几个月都开不了工。
2006年，李祥云终于考到了爆破证，开始给老板管理工地。“在地面上搞了一下，不然的话早死了”，大哥叹道。
建筑行业里，一项工程通常有多层转包。开发商把工程报给不同的建筑公司，再转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下面还有不同的包工头。在不同的分包环节，李祥云能拿到一两百元到三四百元一天。有时候一个月3000元，有时候一个月6000元。可如果留在农村做泥工，一天只有5、60块。
相对高的工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有一年，李祥云在湖南修西宁铁路，用50cm的导火索炸石子，一天点十几次。有一次，他还没跑到防空洞，炸药就爆炸了。回过神来的时候，李祥云觉得“左耳里面有个虫子在叫”。
即便祥云把一条命悬在一根稻草上，眼看着深圳一天天崛起，跻身一线城市，可自己的工资却总是拿不到。因为风钻工资是按工作方量计算，项目结束后才拿钱。
“老板没拿到钱，就由我们这些做工的去帮他闹，把钱拿到手了，他就再给你工钱”。而有的劳务公司老板则希望工人闹过，能帮他多要点钱。就这样，祥云哥经常被拉去公司堵大门，“一堵，公安局、劳动局、派出所都来了”。
2003年，修世界之窗地铁站时，大半年过去了，工人们等到腊月二十六都没拿到钱。工头其实已经拿到了钱，但就是拖着不肯计算方量，有的工头被人打了，最后是根据180元/天/人给的钱。
“他们原本也是工人，做了工头以后慢慢有了房有了车，就看不起工人了”，李祥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凶的福建老板，“只要你在工地上做，你要是不出力，他就打你”。曾经有工人干了两个月想走，老板坚决不给钱，“工人一闹他们就打架了，拖刀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