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5日，大兴火灾之后的第7天，我和在北京打工的远房小叔再次取得了联系。

火灾之后的第三天，从大兴区开始，全北京启动了新一轮的“拆除腾退”行动。小叔刚好在西红门附近工作，每天诚惶诚恐，担心白天上班时候租住的公寓会被贴条甚至强行拆除。时至年末，小叔有惊无险地告别了2017年最后一份工。面对这一轮清理行动，他表现得并不惊讶，反倒习以为常，因为这是他长久以来生活的基调。从来北京的第一天起，便开始了不确定的生活：不确定下一份工，不确定下一个住处，不确定还能在北京这座快速流动的城市里停留多久，这份不确定对于小叔来说转眼就是二十年。

大兴新建村发生火灾一带，火灾在去年年底引发了一波腾退行动，摄影：阿七

人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即使在夹缝中也能够生存。2018年春节后他又回到北京，运气好的话能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但实际上北京的工作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日后没有成功找到工作，他会考虑去河北香河、固安，或者是未来的新区雄安，投靠已经陆续过去的老乡。

第一个十年：收容制度下的流离

小叔是安徽人，二十年的北漂。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逐渐凋敝，北京以首都的经济、文化、语言等优势迅速吸引着外地人口的到来。1994年开始，北京人口增长到了新阶段，外来人口开始大幅增长。也是这一年，二十岁的小叔在老乡的介绍下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梦想着攒到了钱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与养老。

那时农村和家乡的县城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种田已经难以维持生计，也变成没有前景的事。北京的文化与旅游业随经济发展而兴盛，餐饮产业也迸发许多生机，小叔很快开始找到了小餐馆学厨，做一些融合河北口味的全国经典菜系，随后在不同的餐馆打工，餐饮业包食宿的便利让他很快落脚。

1986年起，北京市对流动人口实施“暂住证”制度。与此同时，国家原本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遣送制度在城市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90年代，演变成以“暂住证”为基础的制度。办理暂住证不仅需要工作单位证明和稳定的住所，在不同的地方派出所还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除了五块钱工本费，还可能需要缴纳卫生管理费、就业信息费等各种名目不等的费用。如果想要没有风险的打工，除了暂住证，还需要办理诸如“务工证”、“未婚证”、“健康证”等各类证件，据小叔回忆，那时候男的要暂住证、务工证等“四证”齐全，女的则要流动人口婚育证、未婚证、妇检证等“七证”齐全。小叔的工作不稳定，一年可能换几份工作，餐馆的工作多属非正规就业，很少签合同，没有社保，自然也没有办法开具暂住证必须的单位证明。

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拉动下，流动人口流入呈规模上涨的趋势，1986年到2003年期间，暂住证和收容制度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暂住证本作为人口管控的重要途径，却并没有实质达致控制人口规模的目标，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指标化任务，却实质演变为执法部门常态化腐败的“创收”手段。

大兴新建村中关于人口管控的标语，摄影：阿七

以至于暂住证查的不紧时平安无事，指标任务严格的时候全城戒备。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会被立马抓走，即使有证件也可能会被强行撕毁。要想不被抓必须交罚金，否则就会收容遣送回户籍地，或是收容强制参加劳动。

那时候聘用外地人多的单位，都会想方设法套上关系，以便及时通报消息和赎回员工。很多小餐馆没什么人脉，就更容易面临招工不稳定的问题。小叔曾经的一个老板，和派出所所长搭上“关系”，每次上面指标收紧的时候，老板就能先接到通知，提醒员工们要谨慎提防。小叔和同事们白天躲在后厨，出门看到穿警服的人绕道溜走，晚上回住处紧闭大门，也不敢随意开灯，就这样躲过一次次突袭检查。

小叔说那时候大家被带到派出所，不是联系老板就是联系房东来“赎人”，“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房东也不想总是换租客麻烦，房东和民警也都是自己人（指都是北京人）也好说话。”

但小叔被收容过三次。

第一次他刚到北京没什么钱也“不了解遣送的规矩”，没办法出示暂住证很快就被派出所的车送往了昌平区七里渠收容所，签了收容遣送登记表，填了户籍信息，开始等待收容。收容所的伙食每顿有两个生硬的窝窝头和一碗稀菜汤，小叔是南方人，本就吃不惯面食，何况窝头实在颗粒粗糙，难以下咽。整个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收容了可能有五十来人，大家抱头蹲地，彻夜难眠。没有钱上交的人会被责令绕院子连续“跑圈”作为惩罚。

终于在第四天，开往户籍地方向的火车线路凑齐了一车厢的人，小叔离开了收容所被遣送到了北京火车站，收容所管理员与车站公安交接遣送人员。列车驶动后每一站也有“赎人”的机会，需要交价格不等的费用，离始发站越近的站点自然越贵，许多人无奈之下早早交了赎金早下车返回北京，这样节约时间也节省返程路费。小叔一门心思绝不交一分钱，于是被一路遣送到了安徽亳州。到站后车站公安把所有人扣留下来，同样要求联系家人交钱“赎人”，小叔提前处理掉身上的通讯录，坚称自己无法联系到任何家人。列车员狠狠叱骂了一顿，最终还是放走了他。下车后，几乎身无分文的小叔延向北的铁轨走，扒了一辆运货的列车回到北京。

第二次收容是一个夏天夜晚，小叔和朋友老赵正准备吃晚饭，几个民警闯进门检查暂住证，二话不说把两人连夜带回了所里。当时唯一能帮忙“赎人”的只有房东，情况紧急但寻呼机那头却一直没有回应。谁知这一次，公安的效率特别高，连夜载车开往七里渠收容所，一波又一波穿着裤衩背心衣衫不整的外地人迅速聚满了整个收容大院。老赵和小叔始终没等来接自己的人，到了第二天下午便等来了开往北京西站的车。到了火车站，遣送人员被要求手挽手站成一排，高个子强壮的站在中间，矮个子瘦小的就站在两边。小叔身材瘦小，站在了队伍最边上，刚好就挨着火车车厢门，他趁收容人员不备，一个机灵钻进了待开的火车车厢底下，爬过了铁轨。有人大喊：“有人逃走啦！”队伍变得躁动起来，瞬间一个又一个的往四面八方跑开，这一下子就跑走了个七八个。小叔沿着铁轨使劲跑，直到爬上一个轨道边的巨型脚手架，看到身后没人追来了才松了口气，一低头竟然爬到了四五层楼那么高，这才感觉到害怕。他一路踉跄第二天清晨回到了住处，打开家门还是前天夜里饭菜刚铺上桌的样子，苍蝇乱窜发出一阵腐臭味。没过两天，老赵也回来了，原来老赵被遣送回阜阳后立马就又动身来到了北京，遣送费加火车票前后花了一千多块，相当于掏了近三个月的工资。小叔清晰记得那是1999年夏天，国庆50周年大会的前夕，澳门即将回归，整个城市张贴着着迎接新世纪、面向现代化与未来的时代标语，而在外地人心中则是草木皆兵的“白色恐怖”。

去年夏天的北京昌平区，到处都是疏解横幅，摄影：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