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人像小叔和老赵一样，被遣送后都会很快想办法再从遣送地返回北京。他们有的可能工钱还没有拿回来，甚至老板也都还不知道他们的行踪；有的家人还留在北京，一家生计重担在肩......有太多理由催促着他们想方设法都要尽快回去。 第三次收容，小叔主动选择了强制劳动。只要愿意被分配参与义务劳动，就可以免于高额罚金或是遣送回户籍地。但强制劳动的工种、人数都是依情况而定的，收容所会统计每个外地人的职业技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小叔说他作为餐饮从业人员幸运地拿到了一份机关单位“养鸡”和打扫的工作，不用直接“伺候”人，也不是搬砖、筛沙子这样的高体力活。 三次收容的经历，小叔几乎没有向任何老乡求助，也没有和远在老家的亲人提起。那些无权无势也都没有暂住证的老乡们已经自身难保，谁又能帮助谁呢，“谁遇到谁只能认命”。在小叔看来，这些收容遣送的漂泊经历，换谁来看都是难以启齿并不光彩的事。 “一个人”到“一个家”的北漂
2003年，一个孙志刚事件轰动全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废除。北京昌平七里渠、东莞樟木头、汕尾海丰等收容所，这些让人惶惶不安杜口吞声的记忆也逐渐远去。2003年之后，许多社会学与法律学专家等关于废除暂住证制度的呼声愈加高涨。 2008年奥运前夕，北京经历了自收容遣送制废除后新一波“外松内紧”的社会氛围。政府以治理污染为由关停了许多企业，大型农贸市场相继关闭，地下室大清理停水停电，餐饮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格整顿。据统计2007年共有7288家小餐馆因不符合餐饮评级而被迫关闭（注1）。对外的“北京欢迎你”之下，是有预备与选择性的驱离。那时候小叔在木樨园附近的餐馆工作，他上班的及附近的小餐馆在奥运前后有两三个月几乎全部停业整顿。为了尽量减少营业损失也避免工人流失，老板们白天闭门，夜间偷偷营业；工人们白天休息，夜间干活，工资维持着基本的吃住。 也是在那段时期，小叔对自己的打工生涯产生了怀疑。已经北漂逾十年，却不曾找到任何的归属感，“北京永远是别人的北京”，漂泊的感觉让人厌倦。老家的房子虽然盖起来了，找对象和成家却一直没有起色。想过回家或者去其它城市，但老家的工作机会少，北京之外的大城市，手艺又要重新学起，也没有可以介绍工作和互通消息的老乡网络，最后发现年轻时选择打拼的地方竟成了半辈子赖以生存的地方。 小叔经历过因“符合规范”而房租、硬件设施等成本上升之下的裁员、餐馆临时倒闭之下的集体失业。随着年龄增长，打工也是个青春饭，年轻时他还能胜任在连锁的大餐馆工作，也曾当过连锁餐馆的厨师长，管理厨房的大小事务，但是随着年纪增长，大餐馆工资虽比私人的小餐馆略高，但劳动强度十分大，春节假期作为最忙碌的时候难以休假，小叔也只能开始寻找一些小餐馆的工作机会。 过后不久，小叔在2009年认识了同在北京餐馆打工陕西小婶，小叔比小婶大十岁，他也终于如愿告别了三十多年的单身汉生活，两人很快生育了一个女儿。 小婶的家人并不认可女儿嫁给一个经济条件、年龄与外形都不理想且离家远的外省人，强行收走小婶的户口本，提出的要求是让小叔在陕西老家县城买房。可是之前打工攒的钱已经用来盖老家的房子，这对小叔来说无疑是新一轮的负荷，但他还是答应了，这才终于领到结婚证，为女儿上了陕西老家的户口。家庭的责任和压力扛在肩头，小叔更没有理由离开北京了，因为生育得晚，恐怕他曾扬言50岁退休养老的梦想要再往后延一延了。 餐饮业重创与新的驱逐
2010年，北京的常住总人口突破了1800万的“红线”，自这一年起，控制人口被提上了北京市政府的工作日程。 小叔说大概在2009年以后，开始听到有人谈论“diduanrenkou”这样的词汇，他毫不犹疑地解释“就是要淘汰像我们这些人”。这样的称谓与社会对“低端产业”的划分和判定分不开。 2013年底，北京官方首次提出要“治理动批”，大型批发与零售的市场开始逐步拆除或搬迁；上千个废品回收站点被清理。2016年12月，《北京市餐饮业经营规范》正式发布，这比以往的管理办法在开业条件、经营规范、操作规范等方面都更加严苛，如在“城六区”（指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范围内新建餐饮服务场所使用面积不得低于60平米，而此前类似规定的使用面积还是不得小于30平方米。除此，《规范》明确规定城六区的所有餐馆无法使用管道天然气和电力以外的其它能源经营。这些条件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小本经营。因为对于小餐馆而言，空间要求自然意味着房租成本，许多老房子没有安装天然气管道，改气需要高昂的成本，并且也需要在所有经营要求达标、取得营业执照后，才有资格申请。每个要求环环相扣，使小成本经营的餐馆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市政府《规范》中也宣布在城六区范围会统一配建规范化的便民商业设施，同一时间发布《生活性服务业行业规范、标准及规范性文件指南》，希望扶持与推动连锁化、品牌化的服务产业发展。 2017年，小叔打工的几家小餐馆都因为无力经营相继关门转让，于是他在这一年换了六份工作。 原子化的打工者
小叔买好了大年初六回京的车票，希望可以赶早找到一份新的工。 但比起工作，眼前更让他担忧的是女儿的照顾与上学问题，女儿由外婆在老家照料，也已在老家读了小学一年级，然而年后外婆也打算来京做家政工，以补贴小儿子的家用。如此一来，家里只剩下女儿和外公两个人了。小叔不仅担心照顾孩子的问题，也感慨因为缺少陪伴和女儿的关系渐渐疏远，连沟通都成了一个问题（女儿几乎只说陕西当地方言，不会普通话），所以有想法把孩子一同带去北京生活。可在北京不仅是无暇照料，且在去年新一波打工子弟学校拆除的趋势之下，未来也越难找到能够入读的学校了。
小叔很了解“政策逻辑”，他始终明白自己是被排斥的一群人，其间的信任关系破碎过就从未能再建立。20多年的不断被排斥的流动生活，对他而言就是一种不可置否的阶层宿命。他唯一骄傲的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凭借一己之力坚持了下来。像小叔这样的打工者，无法背靠如产业化的“浙江村”或是拥有庞大会员网络的同乡会组织，老乡之间也有阶层的鸿沟，更为欠缺资源的工人也缺少着抱团的基础。 学者项飚评价政府与基层政权在“浙江村”正规化过程的受益（注2），是来源于对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低廉形态松散的服务业不被认作对城市发展有价值的经济实体，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现代化”的贡献不作讨论和不被认可，反而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毒瘤与症结。甚至在打工者的心中，工作和自我形象也是被贬低的。 像小叔一样的底层打工者为城市所做的贡献被主流话语消解，连曾经盘据一方的浙江村都成为了被诟病的历史现象，何况更为原子化状态的底层打工者呢？ 注1:Ref：http://2008.sina.com.cn/hx/other/2008-08-08/0224164867.shtml 注2：北京“浙江村”是指由来自浙江的服务经营户在1980年代形成的、大规模流动人口聚居区，学者项飚针对此群体作了长时间的调研。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北京大兴区海迪学校的路口，该学校在去年暑假被拆，后在有关部门帮助下师生被安置到新校区中，海迪学校的遭遇已算“相当幸运”，摄影：小田
（来源：乌拉尼亚21st公众号。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