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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三个新问题

2018-2-25 00:28|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196| 评论: 0|原作者: “长征”

摘要: 本文从现今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入手,从马克思的“旧”理论出发寻求解读。当然,由于这些问题大多均处于争论中,本文不可能成为争论的结束,而恰恰只能成为争论的开始。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三个新问题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长征

 

我们今天如何纪念《共产党宣言》和它的思想?在我看来,用马克思的方法去分析当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最值得做的努力。当然,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显著的,以至于在很多问题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达成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沿着《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方向前进。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的分歧,正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的表现。本文无意重复马克思170年之前所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是从现今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入手,从马克思的“旧”理论出发寻求解读。当然,由于这些问题大多均处于争论中,本文不可能成为争论的结束,而恰恰只能成为争论的开始。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大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更为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小资产阶级问题

传统观点看来,无产阶级是生产并被剥夺剩余价值的一个阶级,而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地占有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阶级。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和对自身劳动成果支配的程度作为衡量无产阶级的标准,即,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必须向资产阶级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并由资产阶级在市场上销售自身所生产出的商品,而无力支配自身的劳动成果。在这种理论下,也可以很轻松地推导出小资产阶级的定义:即能够支配自身劳动成果的阶级。具体来看,小资产阶级主要还是小生产者。农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农民需要自己进行劳动以生产,这是他们的劳动者性质,也是类似于无产阶级的地方;另一方面,农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这是他们的销售者性质,也是类似于资产阶级的地方。在这种传统观点之下,“工人贵族”的定义也被发明出来,用以描述上层被资产阶级高福利收买的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我们可以将20世纪初在福特每天领五美元工资的工人看作工人贵族,或者放在当下,把在北京工作的多数程序员和金融从业者归为此类。这些人虽然工资高,生活状况较好,但仍然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所以虽然是上层,但还是无产阶级的上层,即工人贵族。

如果我们说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继续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符合现实,或者会使理论的批判角度存在一定的歪斜。那么当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在什么地方?因此,对于“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滋生资本主义”的论断也需要重新思考。如果在100年前,甚至50年前,反对小生产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今天,参与大生产的成员也并不能免除“滋生资本主义”的质询。

在土地价格昂贵的大城市,房产问题往往成为区分无产阶级的重要分界线之一。拥有一套自有无贷款的住房,是雇佣劳动者进行“资本积累”的前提——而曼德尔恰恰也将能否依靠工资实现资本积累作为区分无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即便是这套无贷款的住房是该雇佣劳动者的唯一自住住房,也会为其提供相较其他雇佣劳动者更好的实现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使其免于支付这一房屋的同等房租,而在大城市中,房租往往占据了生活费用的显著部分甚至大部。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土地价格上涨,大城市房价的上涨也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拥有大城市房产的雇佣劳动者相当于拥有了一项可以带来收益的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其生活成本,或可以做反向抵押以房屋所有权交换稳定现金流,都可以令其客观上摆脱出卖劳动力的强制性。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划分一个绝对合理的硬标准来区分拥有什么样房产的雇佣劳动者就不是无产阶级,但是一个坐标系仍然可以建立起来:拥有的住房贷款越少总价越高未来升值潜力越大,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强制性就越弱,他们就越不是无产阶级。

这其中同样有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在被高房价所压迫么?当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中仍然存在地租,而雇佣劳动者需要为自身劳动力生产支付住房成本,这一成本的主要来源就是资本主义地租。因而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雇佣劳动者受到了土地私有者的压迫——这一点与上文并不冲突。但买房和租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旦购买了大城市的房屋所有权,则这个房屋的所有者就会从房租的支付者变为收取者。在中国尽管有特殊性,但是70年使用权在和所有权几乎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拥有“不动产权”就意味着拥有得到房屋/土地价格上涨在赋税之外的所有收益,以及出租房屋的所有收益。尽管大城市的房价极高,雇佣劳动者购房极其困难,但是一旦他们完成了购房这一行为,他们的身份就发生了转化成为所谓“业主”,在购房之后他们并不希望地租水平出现任何程度的下跌,而是希望地租继续上涨为他们带来收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业主权和业主政治的原因所在。这种身份转化已经用最剧烈的方式将其本质表现出来了:在1997-1998年香港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之后,香港接连出现了数十例负资产者烧炭自杀的案例。令“高房价压迫论”的支持者和强调自住房是居住权的实现的人所迷惑的现象就出现了:明明是高房价压迫小资产阶级,为什么房价上涨的时候没有人因为房价自杀,但房价下跌了他们的精神反而崩溃了?难道不应该是投机者在房价下跌时率先破产么?他们似乎没有发现,房价下跌引发的“社会抗议”中参与者大多数也是只有一套自住房的所谓“无产阶级”。有识之士指出,政府在面对这些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时应当“直接出面帮助负资产一族,包括提供税务优惠、设立低息贷款等”,而不是“以纳税人的金钱资助社会上一个特定阶层……要从根本上帮助负资产人士,就必须使楼市稳中有升”(《新地产》,《楼市负资产:香港中产阶级的噩梦》)。我们来看看这些“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怎么看待房价可能的下跌吧:

“别说别的,就我自己住的房子,加入(应为‘假如’——作者注)跌了个十万八万的,虽然我明白怎么我也得自己住不会卖,但是心里膈应总会是有的吧,买的时候可是真金白银的价钱结果住着住着就成白菜了,广大人民群众会满意不?更不要说那些投机炒房者了。”(赵皓阳《向左走日本,向右走香港》[1]

2003年香港“人民群众”对于低房价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峰。于是七月就爆发了参与者多达50万人的大游行,“接近六成被访者有大专以上的教育水平,与此相呼应的是,有四成属于专业及半专业人士,家庭背景自评为中产阶级的也差不多有六成”(《反23與反董是7.1遊行的共同目標》[2]),“他们是香港衰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力量,代表着香港的主流民意”[3]。在香港本地大报《苹果日报》看来,这一事件的第一原因就是“八万五制造大量负资产市民”(《港事讲真》,58页)。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房价下跌抗议最剧烈的,并不是开发商,而是这些拥有房屋所有权的小资产阶级(开发商更依赖广场行动之外的密室政治)。他们甚至会反对政府增加土地供应以抑制房价的改良主义政策。董建华在任内之中试图平抑房价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在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攻势之下最终被胎死腹中。在有房的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董建华也不得不承认“政府为了应付资产泡沬……的一些政策及措施,的确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香港百人》,51页)。这些小资产阶级害怕的究竟是房价的上涨还是房价的下跌,也已经一目了然了。讽刺的是,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香港房地产就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大牛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一路从2003630日的32.58上升到2018126日的167.63,增长了415%。毫无疑问这是众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但是以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的“孙九招”为代表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却是这波上涨最大的保障力量。而重温香港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特首的支持率,尤其是在中专以上民众中的支持率与在小学文化民众中支持率的差值,随着房价的下跌呈增加的趋势。

1997-2003年香港楼市价格走势与董建华支持率

(数据来源:中原地产[4]、《董建華民望綜論》[5]

在孙九招当中有一个具体措施最值得关注。在董建华的“租者置其屋”计划之下,“居然”出现公屋之内“租住的穷人跟‘私人住宅业主’,混杂在一起”的情况,这一现象和出售公屋计划在「孙九招」之下无限期暂停(《特区十年史》[6])。这也不得不让人想到2017年在北京和深圳接连发生的商品房业主要求保留与公租房居住者的隔离的新闻。显然,不保留隔离对于支付高价购买商品房的“无产者”而言,可以起到保证其居住质量的作用,但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显然是物业环境的降低可能带来的房价真金白银的下跌。也就是说私人住宅不仅仅是生活资料,更是保障小资产阶级能够进行积累的巨大资本。

可是,为什么这些雇佣劳动者没有出卖劳动力的强制性仍然多数继续选择出卖劳动力?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他们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进行分析。这部分上层雇佣劳动者因为能够实现资本积累,因而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资本的人格化体现。那么也就很容易理解“中产阶级”(如果以当今媒体的划分范畴而言,与上层雇佣劳动者的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基本一致)的所谓“焦虑”,这种焦虑不过是资本积累的焦虑的人格化而已。资本绝对不会满足于停滞,如果有200%的利润率,那么它一定不会满足于100%的利润率。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考虑在生产领域的权力关系,还要考虑在积累领域的权力关系。如果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小资产阶级显然只是当今媒体口中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小企业主和上层小商贩等。但是,这种传统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不直接控制生产资料,不直接剥削其他雇佣劳动者且本身也是雇佣劳动者的这部分社会成员也形成了类似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社会意识。这种现象也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上海商改住政策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支持这些为自身利益奔走争取的人;另一部分则认为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资本积累权的行为而已,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在于居住权,更在于所谓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损失。这两种理解框架形成了极端的对立。显然,这两者没有办法完全分离,但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会导致结论出现偏差。而小资产阶级的定义,却可以帮助我们一体两面地分析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尽管小私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大资产阶级相比往往处于竞争的劣势,但资本主义社会也在不断生产能够实现资本积累的雇佣劳动者“小资产阶级”——无论这一生产的主观目的何在,都带来了整体社会稳定的客观结果。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即可获得满足甚至超额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超出基本需要的这部收入。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潜在的危机发生,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可能会出现身份的互换,继而产生社会意识的变化。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需要注意区分一个社会群体在某个特定事件中要求的到底是劳动权益还是资本权益。

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的非生产性劳动中,有四类非常重要的典型类别,一类是融资服务,一类是销售服务,一类是法务服务,一类是管理服务。前两者是加快资本周转的,而法务服务是为了建立并维护垄断,帮助资本实现超额利润的,管理服务的用处在于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运转实现“润滑”。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往往是这些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收入相对较高,这也是一些人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经验证据。然而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尽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存在使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无法实现,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力使得劳动创造的价值多数被资本占有。在按资分配的原则之下,劳动得到的回报的标准是其对于资本增殖所起到的作用,而非其创造的价值。而这些非生产性劳动由于对资本增殖能够起到显著的帮助作用,因而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资本家会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费用,如果他们并不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话。生产性劳动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非生产性劳动可以帮助资本家在单位时间内从生产性劳动中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非生产性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它将在两个层面上推动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一方面,非生产性劳动直接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另外一方面,它还加速了资本周转,继而带来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乘数。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资本家将用非生产性劳动取代生产性劳动,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将不再利用生产性劳动。可以进行如下的定量区分:进入主营业务成本的生产性劳动,以及进入销售,管理和其他费用的非生产性劳动。但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来,一个企业会计核算的方式并不相同。资本家并不区分cv,对于他而言,这都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资本家看的是最终回到自己手上的货币资本和最初投入的货币资本相比增长了多少,至于不同类别的劳动具体在其中负责了多少增长,他并不关心。“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使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章)。投入新设备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继而带来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多以及相应利润的增加,在资本家看来,却是“机器创造了财富”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可能接受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从资本家的角度分析企业经营和财务问题。在资本家看来,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的费用减少了他当年的利润量,因而是他从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去给了这部分劳动者,这是从他的立场出发所必然得到的结论:就如同在资本家看来,是机器和劳动力一起创造了他得到的利润一样。此外,资本家是不可能将税金也看作自己的收入,但这却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是政府从资本家手中拿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无论资本家是否能实现其剩余价值,能否超额实现其剩余价值,劳动者得到的工资都与之无关。将劳动者的处境和资本家能否赚钱联系起来,是资本家所惯用的麻醉劳动者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劳动者应该争取工资先付的原因。资本家剩余价值实现得更多,有可能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改善,但这一改善的前提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化(政治)经济斗争,而不是资本家的慈悲为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进行,它趋向于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李民骐《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第三章),此时,劳动者的工资才倾向于上升。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趋势性结果而非必然结果,劳动者并不是因为资本家的善良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更高的工资,而是资本家不得不提高他所支付的工资(可变资本)以保证剩余价值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这里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主观倾向只有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才会被约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劳动者没有处置剩余价值的权力,劳动者的工资对于资本家而言永远是一种预付资本。在资本家看来,他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所支付的货币资本,正是他获得能够处置剩余价值的权力的前提条件。对于他来说,劳动者在其所得到的可变资本之外不应染指剩余的任何部分,更不能对他如何处置剩余价值提出主张。如果我们认为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么无疑是对剩余价值的根本定义进行了质疑,或者说取消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无产阶级维度。我们需要知道,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是资本增殖的前提。劳动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分工不同,而他们都没有的权力就是处置剩余价值的权力。

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利润,预付资本是预付资本,在销售之后所实现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减去预付资本之后就得到了资本家的利润。将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所得视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无疑侵犯了资本家支配剩余价值的权力,也混淆了我们对剩余价值的本质认识,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只可能被用于两个方面: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本家自身的消费,而其他任何为生产而支付的费用,都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为非生产性劳动所支付的费用的增多的确会减少其获得的剩余价值。但是将上句话中的非生产性劳动替换为生产性劳动或者原材料、机器折旧和燃料动力费用也是成立的,那么可以将这些费用都视作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么?这些费用显然甚至不来自于资本家当期通过销售所实现的商品价值,因而更不可能来自于当期所生产或实现的剩余价值。我们之所以有可能认为资本家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的费用来自于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自身用收入减去费用来计算利润的方式。但是,利润只是用来核算某一个时间限度之内资本家所实现的商品的价值与其预付资本的差额,并不是劳动者立场下应该关注的指标。直到下一阶段,剩余价值再次资本化,成为资本家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再次用来购买非生产性劳动时,我们才看到资本家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的费用与剩余价值的联系。当然,从这个角度而言,所有的预付资本都与剩余价值有联系,难道可以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需要明确的是,非生产性劳动费用的增加对应的是利润的减少而非剩余价值的减少。利润虽然来自于剩余价值,但是并不等于剩余价值,两者的计算方式也截然不同。相反,虽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更多的费用减少了他当期核算出的利润,但是资本家之所以使用非生产性劳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当期所能生产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既然非生产性劳动对应的不是剩余价值,那么其也不会得到对应剩余价值的分成。

通货膨胀和比特币

关于通货膨胀,没有比它是劳工斗争的表现更错误的论断了。这最早是1960年代左右西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概念的一个分支,与菲利普斯曲线的内涵含义有所类似: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国家要么失业率高要么通货膨胀率高。换言之,这种理论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工人不失业,那么就要为通货膨胀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一些左翼学者有可能并不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不良现象,而仅将其作为一个中性的社会现实看待,并且应该肯定其积极意义。但是,按照这个逻辑的推断,那么在劳工权力较强的工人国家中,通货膨胀率应显著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对劳工权力压制较多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应显著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较为浓重的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包括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在内的中欧国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都经历了漫长但极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对劳动者储蓄进行彻底洗劫的恶性通货膨胀完全与劳动者权力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例如1923年的德国,1949年的中国和1992年的俄国。如果将关注的范围仅仅集中在西方国家的战后经验上,其结论显然会出现偏差。而且,198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出滞胀,与大量进口东亚廉价劳动力生产出的廉价商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历史上,曾有一部分劳动者要求过通货膨胀。追溯纸币在美国的发展历史,要求发行纸币取代金属硬币的诉求曾一度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运动。这是因为美国的商业银行家长期控制货币供应和流通,蓄意制造通货紧缩,提高利率,加重了需要贷款的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转为绿背纸币党人,提出诉求:“发行货币是政府神圣的义务,在这一功能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应有任何其它因素”,1872年美国全国劳工改革党的纲领中也指出:“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纯粹的以国家信用和资源为基础的、直接向人民发行的、无任何银行公司体系介入的全国流通媒介”(《绿背纸币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及影响》)。然而这一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主张并没有在当时取得成功。尽管之后美联储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最后推动长期通胀的制度,但是这与绿背党人的主张已经完全不同。因为此时美联储的建立,并不是社会运动长期斗争的结果,因而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劳动者的权力,而变成货币发行方(目前来说主要是中央银行)所垄断的事物。

自从中央银行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了漫长的通货膨胀历史。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全然不同,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间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有着优势地位的是商业银行。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其对一国法定货币的垄断发行权以及对其他商业银行收取存款准备金的权力,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普遍在20世纪初建立(如1928年垄断货币发行权的英格兰银行和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于是,马克思集中火力批判的是利用高利贷盘剥劳动者的商业银行家,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之后中央银行的兴起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影响。

显然,资本是追逐利润的,但是这一利润往往是以货币为单位计量。在法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这一计量单位就失去了金属货币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的限制,成为一个纯粹信用符号。这也使得WGW‘的公式出现了被扭曲的可能,即W’有可能实质上并不大于W,但在符号上大于W,这时资本也认为实现了利润,因为在法币体系下并没有其他任何认可利润实现的方法。当然,中央银行制造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在于为了给资本制造盈利的幻觉,而是为了收取铸币税。但是,害怕没有利润就像害怕真空的资本主要在意的并不是事实上的盈利,而是账面上的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且,进入循环之前的资本本身的形式也是一定数量的法币,那么通过WGW‘的运动而实现法币数量的增多在资本家看来必定是获取了利润。

这同样也是虚拟经济的“电子游戏”出现的原因之一。资本必须一刻不停地运动并获得利润,而实体经济受到各种各样外部条件和客观物理规律的限制,并不一定可以为资本提供稳定的盈利。但是虚拟经济可以摆脱这些限制,尤其是在纸币成为法币之后,这一趋势越发明显。作为虚拟经济电子游戏道具的各种金融产品的产生和发展,无不建立在法币的基础上。纵观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史,(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是国家试图恢复经济(以法币为单位的)增长的核心手段之一。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往往伴随着虚拟经济投机的繁荣,而国家在实体经济萎靡之时对虚拟经济的刺激也非常坚决,即利用虚拟经济的繁荣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以达到防止资本流向其他民族国家以及避免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的目的。这也意味着中央银行制造通货膨胀有着其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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