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打假”的名言、警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与形形色色的敌人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不乏对伪装的敌人进行“打假”。抗日战争时期，他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揭露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假马列主义；文革时期，他揭露党内走资派的假共产党人面目。

毛主席一生，不仅在实际斗争中揭露敌人的虚伪面目，对于我们自己队伍中一些貌似正确、实则荒谬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而且，毛主席还留下了一些“打假”的名言、警句。

一

我们知道，旧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村、农民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绝大部分；而旧中国农村的农民，80%的人无地或者少地，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正是针对这样一种具体国情，毛主席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以土地问题为核心，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红色武装割据为主要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项根本性革命战略。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根据地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获得了土地、吃饱了肚子，而且初步学会当家作主、管理村上的事务，翻身作了主人。反过来，正是有了广大贫苦农民拼死拼活的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才获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长远幸福，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集中资金发展工业和国防，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旧中国不仅群众生活普遍贫困，而且城乡差别非常大，这种状况只能逐步改善。

然而，全国解放初期，梁漱溟等人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消灭城乡差别的要求，他们依仗自己在解放前搞过一点不分阶级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老本，居然以“农民代表”自居，声称要为农民“呼吁解放”。

1953 年9 月16 日至18 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 次会议期间讲话时，指出梁漱溟等人不是真正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是花言巧语地冒充“农民代表”。毛主席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1 页）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曾出现一桩公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在旧中国本来是倾向于进步的文化界人士，解放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1955年，胡风采取广泛发信、组织串联等方式，发表了大量言论，认为党的领导束缚了文艺事业、新社会束缚了人们的舆论自由。1955年5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1955年5月、6月，《人民日报》分几次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为这几批材料先后多次写下了序言和按语。

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毛主席为材料写下了序言。序言指出：“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61 页）

胡风被捕后，写下了《我的自我批判》。1955年5月，《人民日报》将这篇《我的自我批判》连同胡风之前给舒芜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及舒芜揭露胡风的文章一起发表。发表时，毛主席替《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下了编者按。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称自己具备“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具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具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而且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党的政治纲领”。

毛主席在编者按中指出，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这些信件中的语言，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出版的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老早就仇视、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进步作家的。毛主席质问道：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一个真正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的态度吗？毛主席紧接着指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113页）

之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几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针对其中一个材料曾写下这样一段按语：

“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63—164 页）

三

梁漱溟、胡风等人的问题，属于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和错误行为。对待共产党内某些人弄虚作假、说假话骗人等行为，毛主席更是给予过认真的告诫。

1959年4月，针对刘少奇一伙在“大跃进”中热衷于搞“浮夸风”，毛主席写下了《党内通信》，要求发到省、地、县、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信中讲了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专门讲“讲真话问题”，其中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37页）

1963年1月，毛主席到湖南视察工作时对在场的干部们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照顾和支持。”（参见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毛主席逝世后，党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例如，华国锋自称毛主席的接班人，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遗志”，却违背毛主席遗志、把邓小平抬出来。邓小平上台后，在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之际，又假惺惺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代末，他刚说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二十年”，马上又说“主要反左”。面对所有这些光怪陆离的表演，我们学习、体会毛主席关于“打假”的一系列警句，有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实践中辨别真假，识别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人。毛主席当年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抚今追昔，难道历史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四

今天我们的左派队伍里，在拥护毛主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下，由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角度不同、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经历不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具体看法和认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本着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原则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方法，进行交流和辩论。

但是，左派队伍里也有一些人，他们从2010年起就热衷于散布各种“保”、“救”观点，而且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都扣上“带路党”、“口头革命派”的帽子。尔后几年，他们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地同志的抵制和批评。

后来，他们变换了手法，一方面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举起“保”、“救”的旗子，另一方面又含含糊糊地鼓吹什么“一看二帮三促进”、“该支持的就支持，该批评的就批评”等等一些模棱两可的提法。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什么党内存在“健康力量”，甚至存在一个“走社派”或“社改派”。当别人问道，这个“健康力量”和“走社派”指哪些人，他们又不敢正面回答，故意岔开话题说，“健康力量”和“走社派”是指党内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后来又说指的是全国各地几十个坚持集体经济的基层农村党组织，等等。

再后来，他们干脆夹起尾巴，祭起“不争论”的免战牌，谁要是再批评他们曾经提出过的错误提法，他们就给谁扣上“内讧”、“不团结”的大帽子。这些人对于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观点、特别是他们过去的宗派主义做法，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现在却以一种“团结”、“务实”的姿态出现。

上述这些人的行为，与当年的胡风一类，是否颇有些相似呢？想想毛主席当年是怎样提醒我们的：“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 ‘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

但是，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世界上的事情，历来是真真假假、变幻无穷，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不断变化、向前发展。问题往往在于：“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