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詹尤克：在“伤痕文学”中也没提到这样的事实……

阳和平：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完全理解青年人的观点。当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一些人很明显的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情况下，他们的反抗也是必然的。

詹尤克：很多下放知青在日记中写过他们的农村经历。他们正是因此极少批判毛泽东去世后的政策转变。他们选择将毛时代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尤其是上山下乡运动。

阳和平：是的。但据我所知，在邓小平执政前没有多少知青反抗的材料。当然，有过艰辛，有过困难。1975年出现了走后门风潮，在某种意义上，为1977年后结束上山下乡做出了铺垫。我见过几个上海知青谴责上山下乡政策，我就问了他们几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能享受上海户口带来的福利，凭什么农民就应该为你们提供这些保障？而你们又对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说：“这不管我的事！”

从个人角度讲，这些青年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但大多数人，即便是那些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对他们的那段生活往往有着难以忘却的回忆，甚至倍感自豪，并不时地流露出对那种生活气氛和人际之间友情的想往。他们在农村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毕竟大家是在齐心协力搞建设，建设新中国，这总值得回忆。相比之下，如果大家是在工厂里受压迫，他们就不会有同样值得自豪的打工回忆。比如，在美国的电影文学中，我没有看到年轻工人兴高采烈地谈论工厂打工的“美好”时光。我在美国工厂打工十几年，这和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法比。

在美国，我只在军人中看到这种对往事的歌颂。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的战士退役后，他们通常会回忆起过去有趣的共同经历。因为军队里是一个团队，大家在一起共事。当然，这里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军队中服役给他们一种抱团的感觉。这种凝聚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是看不到的。

真正的“中国奇迹”就是社会主义

詹尤克：在官方言论中，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经济建设，或者说仅为简单的GDP增长。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远不止于此。毛泽东想的是逐步消灭阶级差异，逐步建立劳动人民的直接民主。所以我要问：毛时代中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吗？

阳和平：当然是这样。捍卫毛泽东时代成就的经常提及那时的人民是当家做主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驳斥中外资产阶级一致宣扬的改开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比毛泽东时代更快的谎言。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前几个月，出于好奇，我查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了各类增长指标。GDP的确是一个衡量指标。但除了GDP我也比较了粮食产量，布匹产量，铁路运输、发电量，煤炭产量以及一个衡量教育成果的普通高中毕业人数指标。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布匹产量和GDP，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比邓小平时代和以后要更快。而且，真实情况是：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GDP这种衡量指标，现在的数字都是后来官方编造的！除此之外，毛泽东时代的服务业是不计算在当时统计的总产值指标内的。

在毛泽东时代，工厂里有宿舍、食堂、托儿所、图书馆、职业学校等等，这些内部消耗的东西都不算在总产值里。一旦把这些拆分出来，市场化，他们都计入GDP（因为GDP衡量的是市场行为，所以在家看孩子不算GDP，送孩子到托儿所算GDP）。如果考虑到这个区别，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时代，即便是所谓的“混乱”的十年中，发展的速度还是快于或至少等于改开时代的发展速度。这是事实（见表1）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1、粮食增长率=(当年-去年)/去年在各个时期的均值。2、由于其余的指标是指数增长，故用回归法估计指标取对数以后的时间趋势，即取β1在以下回归的估计值：log(yt)=β0+ β1t+ut其中y是指标，t和下标t是时间，ut 是干扰项。

在我的分析中，除了GDP以外，我避免使用有可能被价格体系变动所误导的指标。我就看生产了多少布，生产了多少钢，发了多少电等等。这些实打实的指标少有重复计算的风险，也不受价格体系或通货膨胀的影响。我还排除了1949年至1951年经济高速恢复期的数据，仅选用了1952年到1976年的数据，然后与邓小平时期及以后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实在令人震惊。在谈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只说人民做出了多少无谓的牺牲。这是无稽之谈。只有让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有如此快的经济发展！

同印度、巴西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也相当的快。这不可否认。也正因此，如今人们总在说“中国奇迹”。但事实情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更快。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了：在苏联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内战之后，从1921年到1941年搞建设，就把苏联从欧洲边缘的落后工业国家一跃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超级大国，而且毁灭性的二战就是在他的本土上打的。与苏联相比，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苏联一样，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成就。因而那些说毛泽东时代为了让人们感觉到平等却牺牲了经济增长是一个谬论，不真实。

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仅生产发展比之后更快，人们也坚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后来大量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正是因为他们还以为政府属于自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或遗产！这是那件事情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主流学界完全忽视了文革对那件事情的这种影响。

社会主义遗产

詹尤克：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市场导向型改革，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只谈“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国际财团推动的其他模式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优于所谓的“计划经济”，你觉得对吗？如果没有毛时代自力更生的重工业基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取得如今的成就。

阳和平：很有意思，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一无所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发展困难，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一旦发现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帝国政府、跨国公司就会去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任何发展成就。当前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维护住了主权的独立。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如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这才是主要原因！时至今日，环顾世界，那个国家没有外国军队？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地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可能也有一点。如果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你就理解不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历史实际上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基础，就得先发展社会主义。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现在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只能与帝国主义先切割，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才有可能重返世界资本经济的舞台。

詹尤克：听起来像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脱钩理论”。

阳和平：说得对。要实现本土经济增长，你就需要脱钩。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中国在1949年就对外开放，那现在和菲律宾就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比印度更好。印度经济本应增长，但没有持续增长的能力。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对经济成就，源自于其主权独立。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自己决定跨国公司可以进入哪些生产部门。中国政府绝不允许国际资本进入能源、交通、重工、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领域，其余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只允许他们以合资形式进入。跨国资本当然是想建立独资子公司，但中国政府说：“就是这个条件，同不同意随你的便。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就得合资。”

如果中国人从1949年就搞中外合资，会怎样呢？那时中国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当我197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每个省份都有能力生产汽车。虽然质量不是很好，有些甚至必须派师傅一路开一路修。但毕竟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汽车！一旦有了制造能力，就可以持续改进。如果你连汽车都做不了，一切也都无从谈起。当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政府要求他们搞中外合资。因为每个省份都已经有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就可以对他们说：“我可以造汽车的架构，我可以造轮胎，我可以造座椅，但我需要你的发动机、变速器，因为你们的比我们的好。其他的东西我们都能做。”这就是中外合资的运作模式。

中国得以再次融入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崛起的工业大国，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了完整的、本土化的、全面的经济基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因为没有这些作为前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摧毁了他们的本土经济。菲律宾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热衷于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什么都没有！真悲哀。一把钳子、一根钉子都做不出来。他们只能制造最基本的东西。市场里要么是跨国公司的商品，要么是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工业品。

詹尤克：如果我说错了可以随时纠正我。你的意思是说，多亏了毛时代的遗产，中国仍旧享受主权红利。那你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FDIs）？长久以来，都说FDI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阳和平：我想这个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我是说，事实不是这样。外国直接投资机构的确在中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其作用被大多数学者夸大了。中国实际上就是在窃取西方的技术。在主权的保护下，大量的山寨产品得以模仿、盗版国外品牌获得好处。中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速都要快，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主权独立——经济独立、政独立治、军事独立——来缩小技术鸿沟，实现快速创新。可以大步前进，可以走捷径。中国没经历过固定电话，就直接步入移动通信时代。中国没发展录像机，就直接开始用VCD和DVD。就算电影业今天也还是依赖于盗版好莱坞电影得以起步发展的。

让我举个例子明确一下：比如说，麦当劳进入了中国，中国从中学到了经验，本土的快餐行业就打败了麦当劳。再如，联邦快递进入了中国，现在已经被本土快递公司抢了风头。例子还有很多，但我们要注意：正是国家对核心领域的绝对主权，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否则阿里巴巴、微信根本没戏。

詹尤克：那国内矛盾呢？比如说，后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各种矛盾。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状况，是否威胁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阳和平：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还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学者们经常忽略这一点：他们不理解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根源是什么？他们说是中国劳动力规模大，或者说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年轻。但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中国能享受人口红利，而其他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却无法发挥其人口优势？这就非常讽刺了。主流学者和西方新闻媒体就这些问题的解释上，做不到自圆其说。

这对我来说一度也是个难题，我去了几次菲律宾之后，就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和当地人谈过话，试着理解他们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