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人民为什么不反抗资本主义复辟

詹尤克：你提到了在毛时代，走资派与革命者的斗争。毛泽东与党内右派斗争的方式就是发动人民群众推翻官僚精英，鼓励他们参与各层次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可就我所知，劳动群众捍卫毛时期政策的力量并不够强大，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反对“四人帮”和其他左派的运动中，很多人被逮捕、被清理，根本就没有发生民变。你怎么解释这种反差？

阳和平：邓小平他们上台并不会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反对社会主义”。这确实能迷惑人民群众。但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大规模的抵制。某个事件恰好说明了群众对新生统治阶级本能的反抗。他们参与进来并非是要支持抽象的民主本身。这个情况我有所了解，因为1988年我就在北京。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没有拿起武器保卫所谓的“四人帮”？我觉得，即便没有抵抗，也不能说人民没能保卫社会主义。“四人帮”被捕的时候，你知道指控他们的第一项罪状是什么？是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说他们妄图架空毛主席！老百姓只看高层的表面举措自然无法了解全面情况。即便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清楚 “一举粉碎”的意义。我很笨，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二十多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1976年出了什么事。

詹尤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并没有和人民群众建立天然而密切的联系。

阳和平：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贴标签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我试图分析过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我在这里只提一句，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不成熟。他们没有处理好内部矛盾，而是深陷在派性斗争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唤醒和发动群众。群众起来后，如何避免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成了关键问题。不假思索地，不惜动武去镇压给领导提意见的造反派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生动例子。当保皇派拿起武器镇压批判领导的人时，他们也就放弃了自己监督领导的权利。这就是我说的“工人阶级的不成熟”。这种现象导致工人阶级的分裂；走资派却团结一致。此刻，革命领袖能够打出的牌就越来越少，最终被逼到了墙角。

詹尤克：就我所知，1976年过后，文革中很多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和工人积极分子也都被拘留、判刑。但没有证据表明，同事的被捕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阳和平：正如我之前讲的，走资派并没有立刻显漏出他们真实的嘴脸。这些人都是极其精明的政客。他们绝不会在人民群众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修正主义者不会公开讲：“我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耍小把戏。他们总在说：“情况变了，方法也要变。”对很多人来说，这话相当有理。

当这些走资派开启中国改革进程的时候，他们在城市中进行了小小的尝试。工人阶级的反抗是猛烈的，所以在城市中无法推进改革，继而他们转向农村。事实证明，农村就是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有的村民分散于遥远的山区，我们为什么要强迫他们参与集体劳动呢？让我们在这些地方实施包产到户吧！”听上去很合理。于是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将土地承包。只消几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整个农村集体化的土崩瓦解。当人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走资派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政府，控制了国家宣传机器……他们要什么有什么。

但文化大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无产阶级的分化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他们的目的同样也很模糊。他们往往不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狡猾的游说，他们很容易就变得摇摆不定。走资派说，“在毛泽东时代你们的工资从未上涨过。我们给你涨工资！”邓小平于是就开动印钞机，钱越印越多。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有钱了。最后发现通胀了，但是太晚了！走资派暂时的收买了农民，收买了工人，收买了知识分子。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他们就把毛泽东主义者从党的队伍中踢出去，孤立他们，排挤他们。够聪明！他们是老练的战略家！中国有句话叫：“温水煮青蛙。”等青蛙意识到水太热时，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太晚了。

詹尤克：来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终会失败。你是否认同以下这个观点：毛泽东主义者所谓的“社会阶级”概念有些模糊，革命者正是因此而无法有效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阳和平：是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来对阶级进行分析，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因为生产资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私有的。领导人无法将财富传承给子女，即便要转移财富，既不安全又不合法。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国有资本集团”——也非个人所有。也因此被称为“公有”。

要给社会主义中的“阶级”下定义，我觉得应当强调谁有决策权，以及权力如何行使。资产阶级更关注发号施令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名号。比方说，对于比尔盖茨或洛克菲勒，“基于自身世界观来塑造世界，制定决策”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资产阶级也试图发号施令。不管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都不会关心别人的意见。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DNA。

用传统思路分析，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是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因此，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成长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两者的“娘”长得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也很不一样。我再打个比方，看看形而上学的人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你看蛆和蚯蚓，都似乎属于不会飞的物种，而苍蝇和蜂鸟，都似乎属于会飞的物种。我们在这里只看他们能不能飞。会不会飞的确是一个重要评判标准，但毕竟蛆和苍蝇是同一物种。所以你不能说，“苍蝇——或资产阶级——来自于封建社会。但蛆连飞都不会，又怎么能是资产阶级呢？”这就很荒唐！如果你等等，蛆自然会变成苍蝇。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就是还处在“蛆阶段”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包含了“苍蝇阶段”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