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1967年12月22日）

　　特别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他犯了更大的错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党的“八大”时,我国工商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已转为社会主义性质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这种情况下只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客观地讲，这是当时的事实。但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解决，上层建筑也没有解决。

　　LSQ在当时的报告里提出了另一个奇怪的反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说中国的生产关系、上屋建筑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现在生产力落后了，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落后于社会制度,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技术决定一切。要发展生产工具，要人学技术，来掌握生产工具。不错，技术是要提高、要进步，人们是要创造和掌握生产工具的，但是，当时更重要的情况是：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解决了，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在上层建筑方面还没有解决，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创造，这就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这些问题直至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解决。所以，当时刘少奇的思想是完全反动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他说，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当时刘少奇这种反动理论，毛主席也不知道，后来毛主席知道以后，严厉地批评了他。这就是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大事情。

　　更严重的是从一九六二年到去年,即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指出的。毛主席的大字报集中地概括地指出我党十中全会公报批评了右倾思想，当时刘少奇是代表。右倾思想的特点，第一是在国内，把国内困难看得很惶惶不可终日。农业有灾荒，他要分田到户，使农业变成小农个体经济，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的看法与他相反，毛主席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只要我们上面少瞎指挥，少向农民征购粮食，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事实果然如此。从六二年到六七年七个年头;不仅是粮食，而且在农业上其他方面都获得了丰收。根据今年不完全报告，今年粮食产量已达到××吨。实际上农民手里还有一部分。因为农民虽然已经集体化了，但他们毕竟是农民，不是工人。他们要保留一些可以备荒。中国有一句老话：“藏富于民”，按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藏粮食于实行集体经济的生产队。如果一旦有事，不但国家有粮食贮备，农民也有粮食贮备，到处都可以打仗。我说这番话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经验的，十八年前，也可以说二十年前，解放战争时期，我与毛主席在一起，后来我们撤出了延安，当时每家都有粮食：敌人每到一村，农民就把粮食藏起来，我们一去，就可以从农民那里用钱买到粮食。

　　第二件事：一九六二年在困难时，我们票子稍稍多发了些、财政上有些小小的赤字。刘少奇说，这是通货膨胀。要使货币贬值，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搬出来了，好像英国一样，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上一时的不平衡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发展生产，就可以克服。我们在六二年以后，六三、六四、六五年把欠苏联的债还光了。把欠东欧的一些小数目也还光了。其中包括利息，按没有贬值以前的美金计算是×亿美元以上。

　　我们现在一身无债(森插话：中国欠苏联的债里一部分是用来买武器援助朝鲜战争的)，我们援助朝鲜的军火用钱买的，苏联卖绘我们的武器中有美国租借给苏联的武器，苏联用半价卖给我们。

　　我们不仅还了外债，而且我们的内债——建设公债在明年就还光了。从六二年开始，我们就不发公债了。六二年最困难时，我们也没发公债。这也是给刘少奇的一击。

　　美国无外债，但内债不是已达一千亿了吗?恐怕我记错了，可能是三千亿(美元)，反正他没法还债，发了新的还有旧的。

　　第三件事，对外政策。他主张“三和一少”。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邓小平想出来的，还有书记处的其他一部分人，但刘少奇没有反对。六二年的公报里反右倾,是指刘少奇。关于国际政策，我们兄弟党可以证明，在座的缅甸同志就晓得。

　　到了一九六三年，根据党内存在的右倾情况及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毛主席提出要搞四清，社会主义数育运动。提出了有名的一九六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十条，指出我们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这时LSQ他提出第二个十条，与毛主席唱反调。好像农村的干部都不能用，要搬石头。他不相信基本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是好的。当时毛主席就提出相反的意见，说这是形“左”实右。指出四清应打击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在农村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在工厂依靠工人和积极分子。毛主席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批评了他(刘少奇)，当时他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没有改变，毛主席最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把它公布于全世界，后来又在党内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自已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来清算LSQ的罪行，关于文化大革命方面，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就清楚一些，我就不多说了。

　　朋友们会问：既然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早解决，所谓解决，彻底解决，这样也就写不出“黑修养”这本书来了。很遗憾，许多兄弟党、马列主义党、反修的党受了不良影响，问题在于十八年的许多问题不只是刘少奇个人，而是—个思潮。党内有一些干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中国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是不断地揭发，不断地暴露，就不可能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了。

　　同时，我们又从苏联党的发展中得到了教训。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也曾经长期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尖锐斗争。如反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可夫等，但这一斗争只限于苏联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后来把决议向党员宣读，因此，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社会群众中引起广大争论和讨论了。斯大林一死，就出现了新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如赫鲁晓夫呀、米高扬呀，更不用说贝利亚了，公然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内，社会上，不是没有反对，也存在一些不满，但沉默得很，没有行动。

　　所以，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认为，一定要把斗争诉之于群众，不仅党内的群众，而且诉之于社会上的群众，还要诉之于世界。毛主席对许多兄弟党都说过这样的话，特别是日本的党，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说：“如果我们中国后代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话，只要你们日本党还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你们就可以发动中国的党员起来革命，帮助我们把这个修正主义推翻。”当然，这话是对日本共产党的真正左派说的，而不是对宫本修正主义者说的。因此，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有意识、有准备地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