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两个与女权主义相关的话题，首先是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发表于“腾讯·大家”上的《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一文所引发的争议，其次是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南希·弗雷泽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历史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暧昧关系的梳理。

将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有几个有趣的发现。首先，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权理论脉络的无知与漠视是他们误解、曲解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先不谈对西方女权理论的涉猎程度，田文中列举的一些国内女权主义者的言论也大多来自她们接受采访或者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但事实上，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专著或文章中对女权理论和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做出过专门的论述，如果对这些论述稍加了解，便不至于写出这样漏洞百出的“纠错”文章。

其次，性别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性别议题，它从来都与阶级议题纠缠在一起，这正是性别议题的复杂之处。田文充满了低级错误，产生这些低级错误的原因不仅是作者治学不精，还有假装“理中客”的作者政治立场先行，才导致其对于许多问题的片面理解。从田方萌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他与他批驳的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分歧，不仅在于女权男权，而且在于左翼右翼，例如他肯定自由迁徙的价值，却忽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外来劳工的剥削，他信奉个人主义，赞颂个体的自由选择，却对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结构性的歧视和压迫视而不见。

而弗雷泽的文章正提醒我们，在左翼浪潮中诞生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也曾在阶级和“经济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导致了女权运动内部的分裂，厘清这段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权理论和实践的现实困境和未来挑战。

1．错的是女权主义者，还是男公知的无知和傲慢？

3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名为《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虽然自己也信奉性别平等的原则，但对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论调实在难以苟同。

文中列举了戴锦华、李银河等数位知名学者、女权主义者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言论，并认为这些言论中存在“轻视事实”、“忽视异见”、“漠视成因”、“无视后果”四类“错误”。文章刊发后不久，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专业在读硕士王笑哲就在一篇题为《“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的文章中对田文抛出的这“四大罪状”进行了逐一的回应和反驳。

首先是“轻视事实”。田方萌举出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对“妇女回家论”的批判。戴锦华表示，“研究发现，一个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抱着一个婴儿的母亲是一种‘社会隐形人’，她随时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关心她。”田方萌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女性的自杀率，就会发现戴锦华所言不实，例如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加拿大自杀率最高的女性并非幼儿的母亲，而是更年期女性。而在我国自杀率较高的1999年，65-74岁的老年女性为每十万人39.2人，远高于25-34岁育龄女性的18.3人。

在另一次访谈中，戴锦华将女性移民称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田方萌认为这一论断是戴锦华本人的偏见，她将女性移民全部想象为低技能的打工妹，而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往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中就有一半是女性了。而一旦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力，女性就有机会移民到在性别平等上做得更好的国家或地区，借此她们才得以逃离“最深重的剥削深处”，而不是相反。

但在王笑哲看来，田方萌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歪曲了论题，虽然他引用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都没有问题，但“女性有迁徙自由”并不等于“女性没有受到剥削”。事实上，移民到美国的女性中，有41%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了工作，而在所有因移民身份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中，女性受害者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接下来，田方萌将矛头对准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女性与哲学》一文中，崔卫平认为，在历史上，女哲学家凤毛麟角的原因是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具备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田方萌针对这一论断举出了两个反例，首先，如李清照和勃朗特姐妹这样不仅受过教育，而且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的女性也并没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其次，男性哲学家也并非都生活宽裕，被驱逐出境、靠磨镜片维生的斯宾诺莎，以及出身贫寒、疾病缠身又遭遇十年牢狱之灾的葛兰西也都曾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借此，田方萌打开了对男女差异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造成的这一根本问题，它涉及到性别不平等的源头。王笑哲的文章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他认为，一些女权主义者承认，两性差异部分是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但关键不在于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而在于哪些差异被我们政治化了。例如，女性由于是潜在的孕妇而被一些企业在招聘环节歧视，“能怀孕”的确是女性与男性在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但这一差异本身不应该被加诸任何的价值判断，因为这种价值判断是社会化的，性别不平等也必然是社会化的。这是美国哲学家、性别研究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朱迪斯·巴特勒对于“如何确定两性差异完全是社会化导致的”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漠视成因”中，田方萌就女性的就业率、生育率和收入水平等问题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数据做出了错误的解读和归因。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认为1990年代国企改制之后，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因为有数据显示，与1990年代相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相对收入都大幅下降了。而田方萌则认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其社会地位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因为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7年的数据是61%）实际高于美国（56%）和欧盟（51%）等发达国家，而在非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埃萨俄比亚、卢旺达等），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反而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田方萌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夫妻双方不得不同时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而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女性就有了更多选择，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就足以维持家计，而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不难看到这样的男女分工，因此，劳动参与率低，很可能说明女性的经济状况实际改善了。至于女性的相对收入下降的问题，田方萌采用了同样的解释，即为了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女性可能会选择工资较低但相对轻松的工作，回报高责任也更大的工作则交给男性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妻子的可支配资产更少了。

田方萌指出，妇女回家并不一定是社会的倒退，女性退出工作场域，也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下降，成为出色的职场女性和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两者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而贬低家务和育儿的价值是女权主义者偏狭的看法。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选择的权利。

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举出了日本学者仙田幸子在2015年出版的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英文专著，他认为，在这本书中，仙田幸子将日本1980年代出台的禁止性别歧视的立法及其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冲击作为日本低结婚率和少子化的原因，正是因为女性在工作和婚育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才会出现晚婚少育，甚至不婚不育的现象。

北大飞在其个人公众号上指出，田方萌对仙田幸子著作的解读是“匪夷所思的断章取义”。北大飞称，近年来，对于日本和韩国社会少子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主流学界对其基本成因的看法高度一致，那就是由于职场上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对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婚育。尽管1980年代开始落实的一系列平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风气，让女性在职场上有了更多机会，然而，传统的男权社会并没能跟上女性进步自强的步伐，全职女性的丈夫们仍然顽固地拒绝承担育儿义务，企业也拒绝为女性员工提供育儿上的福利与保障。这种状况导致了女性必须面对工作、家庭二选一的难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不断推迟婚育年龄，甚至干脆不婚不育，低结婚率、少子化的问题由此产生。

北大飞指出，仙田幸子的著作一共分为六章，除了第一章的简介和最后一章的总结之外，第二、三章讲的是日本社会的变化促使更多女性走向职场，而第四、五章讲的则是日本职场对已婚已育女性的不友好又如何导致了部分女性放弃婚育。而在田方萌的引用中，不仅第四、五章的内容完全消失，第二、三章的内容也被严重歪曲。事实上，仙田幸子本人在书中明确提出职场应该为雇员的家庭-事业平衡提供方便，并呼吁相关政策出台，这一立场的前提是充分接受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参与劳动的权利，而并非意图通过牺牲女性的职业发展，来解决低结婚率和少子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