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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是女权主义者,还是男公知的无知和傲慢?

2018-3-5 23: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0126| 评论: 0|原作者: 张之琪|来自: 界面文化

摘要: 性别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性别议题,它从来都与阶级议题纠缠在一起。他们与女权主义者的分歧,不仅在于女权男权,而且在于左翼右翼,他们肯定自由迁徙的价值,却忽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外来劳工的剥削,他们信奉个人主义,却对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结构性的歧视和压迫视而不见。



而对于田认为女性退出工作场域,回归家庭是其“自愿”选择的看法,北大飞在另一篇文章(《令人啼笑皆非的女性“看娃比较优势”》)里也做出了批驳。北大飞指出,田方萌的误区在于,所有的“自愿”,都是在目前的现实条件约束下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如果社会结构改变,就可能出现新的“自愿”,我们对女性的选择本身应该尊重,但这并不代表不应该审视相关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而至于女权主义者是否预设了在家带娃不如出门上班有价值,北大飞认为,不论在家带娃有多么高贵,不利于女性的社会结构都在事实上降低了全职妈妈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复出职场的选择机会——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女权主义者对现实的诚实评估。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中,田方萌攻击了保证女性参政的“配额制”。作家淡豹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支持配额制,她认为,配额制能让女性进入她们传统上被歧视或被排除在外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女性声音有机会被听到,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而田方萌则认为,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只宣传配额制的正面效应,即“通过参与政策制定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而忽视了它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对女权主义核心价值的伤害。

田方萌认为,虽然意图在于实现平等,但配额制却是一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制度,它不仅会使一些更能胜任的男性利益受损,还要面对如何对待其他弱势群体的难题。例如在印度,议会席位最初给予低种姓群体和少数族裔特殊照顾,而当女性议员推动性别配额的时候,三种标准就变得难以协调,还可能使议政能力不足的女性当选。何况,性别只是一个人复杂身份中的一种,女政治家也未必能够代表女性。女权主义者只关注群体层面的性别平等,而忽视个体差异,会导致旨在扶助弱势群体的矫正机制反过来成为精英女性的特殊上升通道。

王笑哲在文中对田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早在1995年,政治学家安妮·菲利普斯就已经在其著作《在场的政治》中解释了配额制的逻辑原理,简而言之,女权主义者并不需要去论证为什么女政治家应该享有配额制,而是配额制的反对者们需要先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政治代表结构是以男性为绝对多数的。安妮·菲利普斯认为:“正因为对现有的不公平的政治结构缺乏严谨科学的论证,配额制这一选择才自然负向成立(is thus negatively sound)。”按照这一逻辑,举证的责任并不在女权主义者一方,而在于反对配额制的一方。


2.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暧昧共舞

在田方萌与其反对者交战正酣之时,“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编译了美国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南希·弗雷泽为《南大西洋季刊》撰写的文章,文中梳理了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几次转向及其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暧昧关系,其中涉及到的性别议题和阶级议题的复杂纠葛同样对我们理解田方萌引发的论战,以及中国性别平等问题的现状有所启发。


第二波女权主义源于1960年代的全球性解放能量:当时的青年男女走上街头,创造出新形态的抗争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横跨北美、南美,也蔓延到欧洲和所谓的“第三世界”,人们反战,反帝国主义,追求种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和参与式民主。在这波被称为“新左派”(New Left)的革命浪潮中,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它集结起不同阶级、年龄、种族、国籍和性取向的女性,成功地改变了社会途径,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人对自我的定义。

然而,弗雷泽认为,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场运动,就会发现,它必须放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来检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迸发,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在战后的逐渐式微有很大关联。

在196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形态:金融化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与之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运动,实际上呈现了两种发展方向:一方面,它揭示了一个可能借由参与式民主和社会团结来实现解放的愿景;另一方面,它接受了修正自由主义,赋予女人和男人同等的自由财产、职业选择和成为社会精英的机会等等。这就是弗雷泽所指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矛盾”,它同时象征着两种社会发展的想象。

事后看来,历史显然偏向了后者,这波女性解放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危险的结盟”。然而,这并不代表第一种社会想象从此销声匿迹,相反,当代的危机为女权主义提供了再次选择的机会,它可以再度与社会正义运动结盟,同时,女权主义如何摆脱消费、投资等市场逻辑的桎梏,也至为关键。

第二波女权主义崛起时,当时的西方国家仍享受这战后的经济红利,即通过凯恩斯主义对抗经济危机,一些国家也发展出福利国家的政策,以重建跨阶级的社会联动秩序。诚然,这样的秩序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性别、种族不平等之上的。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深感福利制度下的家长主义和中产家庭中充斥着资本主义拥戴的男性中心主义,因此试图将性别平等的议题从“社会经济资源分配”向私领域(家务劳动、性生活、生育等)延伸,但也因此被迫面对一个难题:是否应该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


最后,大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了先追求经济自主,来对抗父权对个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福利制度开始瓦解,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新自由主义给了社会平等的理想重重一击,让女权主义者们不知所措。从此,女权主义运动进入了“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时代:强调文化差异多于经济平等,重新定义性别正义。

这一路线上的转移,让女权主义者们不再专注于挑战市场经济中的性别结构,转而挑战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果有好有坏:新路线延展了原本“性别平等即阶级流动”的政治议题,却也分化了社会抗争的动能,同时,这种转移也恰好符合了个人认同结合消费主义的逻辑,正中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怀。结合田文我们可以发现,当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自由等同于“购买口红的自由”和“买房的自由”,市场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也正在以“自由选择”之名使更多女性退出竞争,回归家庭。



作者:张之琪。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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