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二：美联储和美元掌控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
当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货币增加了一项职能：稀释储蓄和掠夺财富。这是信用货币的“第六职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功能并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也拥有稀释全球储蓄、掠夺全球财富的功能。
美元作为发动金融攻击、掠夺世界财富的武器，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并列为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法宝。美国严防死守着高科技出口的关卡，但却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元泛滥全球。在中国，美元是最软的武器，招商引资，无人不爱;同时，美元又是最硬的武器，无坚不摧，拥有无限的能量，主导着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金融设防、政策自主、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吗?答案是否定的。
美元主导之下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经过中国央行错误的市场化操作，成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破坏力量。由于金融体系复杂、专业术语繁多、操纵手段隐蔽，因此，金融政策领域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天堂，而中国央行及其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应该属于这个领域的登峰造极者。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破坏力被央行的市场化对冲动作掩盖着。
自从央行启动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汇率改革以来，国际热钱开始持续涌入中国。美元热钱的流入带来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美元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基础货币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的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近十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十年”：由于对国际热钱流入实行宽松政策，导致对内资和中小企业实行紧缩政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流入中国越多，而国内企业资金越紧张、民间利率越高、竞争力越差?在美元主导着人民币发行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只有以下选择：或者引狼入室、拥抱外资;或者海外上市、融入美元版图并成为买办经济的成员;或者逐步走向资金枯竭，成为外资的并购对象;或者逃债;或者破产。
基础货币属于“强力货币”或“高能货币”，在不断的“交易—形成存款和贷款—再交易—再形成存款和贷款”的多次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但是，央行并没有注意到货币乘数背后的秘密。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最先从央行获得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的经济主体可以第一个捕获商机并获得超额利润，而最后一个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经济主体已经没有商业机会，只能为银行打工。这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第一个获得资金的机构可以选择优质的标的物先下手购买，后来获得资金的机构只能追高股价和抬轿子。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不仅表现在货币创造之上，而且表现在超额利润的创造之上。
因此，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那些可以直接获得基础货币的机构和个人一定占有着这个国家的商业先机，并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当美元主导着中国90%以上基础货币的发行，这意味着美元持有者占据了中国那一特定时期90%以上的最佳商业机会。在中国央行累计发行的2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里，美元持有者占据了20万亿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九十年代以来，外资掌握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商业先机和超额利润，而本土企业只能作为第二、第三梯队的跟随者，为其抬轿子。这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的经济现实吗?这正是货币乘数理论背后隐藏的秘密。
如果中国央行的官员可以多接地气，少接洋气，那么，他们一定会听到民间的呼声：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但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利率越来越高，实业越来越难做;外资获取着超额利润，本土实体经济却难以生存。当年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重新发生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的身上。这一切源于中国货币发行权的丧失，源于美国和美元控制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
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产品、产值、资源、土地、税收、GDP等经济概念已经不属于国民经济的“顶层范畴”，只有决定和支配上述经济要素的权力才属于国家经济的“顶层范畴”，因为这种权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财富分配。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范畴”，也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三：海外资本及其舆论平台控制下的资产定价权
中国各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形成中国经济“顶层权力体系”的概念与认识，更没有意识到丧失经济“顶层权力”所产生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拿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换取部门政绩、个人利益和华尔街的胸章与掌声。
俄罗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确规定，外国机构不得参股或控股俄罗斯银行股权，外国银行不得在俄罗斯设立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也不得伸手。俄罗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对外经济政策，把国际金融资本的章鱼触爪挡在了国门之外，确保俄罗斯经济金融肌体内部免遭国际金融病毒的攻击，布防于未然，以维护大国经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中国则完全相反，海外资本和海外机构遍布银行、保险(放心保)、证券、期货、基金、信托、租赁、担保、审计评估、信用评级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经济的顶层，海外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在中国经济的基层，海外金融力量渗透或控制金融机构、金融渠道、舆论平台和重要客户，从而形成了上呼下应的格局。
在主权国家的“经济顶层权力”中，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的、多维的传导作用和制衡关系。只要美国控制了人民币汇率趋势、只要美元主导了央行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及其基础货币的流向结构，只要美元拥有了进入中国股市、债市、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的渠道，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那么，美元资本事实上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控制着各类人民币资产的价格趋势和波动程度。
广义的人民币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债券价格、资金价格(即银行利率和民间利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它资产价格。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和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热钱的冲击之下，利率杠杆的功能被外资扭曲了。这是因为，面对热钱大量涌入造成基础货币过渡投放和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则会诱引热钱进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维持利率稳定、形成负利率、牺牲国内储户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回笼资金，收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从而导致国内好企业和差企业都难以发展。事实上，每一次宏观经济紧缩都成为外资在华攻城略地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国内中小企业难以发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经济的逻辑并没有到此结束。央行放弃利率工具而选择存准率工具之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直接导致民间利率飙升，又给海外热钱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间，从而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涌入。近十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累积的结果是：热钱持续涌入、存准率维持高位、民间利率飙升、实体型企业微利或破产、股市持续低迷、IPO停止、房地产化泡沫难以抑制、整体经济结构恶化。这就是中国利率定价权丧失之后的宏观经济现实。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央行政策与证监会政策之间的持续的恶性互动，严重削弱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力量，拱手让出了中国资产定价权。如果把央行和证监会的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元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过度投放，为此，央行借助存准率等工具收紧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资本市场恐慌和A股价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被废;一大批优秀企业被迫到境外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后的股票债券定价权转移到外资手中;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指数在底部区域超跌并引起社会不稳定，证监会开始扩大QFII和RQFII的审批额度、组织交易所和券商到国外游说外资到国内抄底，动员国际金融资本把国内投资者手上的证券资产低价买走，最终结果是中国资产廉价卖给了海外投资者，造成财富流失，同时提高了海外资本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权重和控制力。从央行打压国内资本市场、证监会吸引外资抄底国内资产方面，央行与证监会之间为提高国际资本收益率和话语权几乎配合得天衣无缝。
从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证监会政策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央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刚刚走到中国大门口，走到香港，还没有漂洋过海，就被证监会推出的RQFII请回国内救市，用于支撑A股指数。人民币才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区别在于，从境外回来的人民币已经是受控于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
证监会与商务部一样醉心于招引外资入市，这与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热钱持续涌入中国的情况下，证监会通过扩大QFII额度吸引来的美元无疑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的压力。QFII美元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央行马上要发行央票或提高存准率来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抽取实体经济的流动资金，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下跌，并进一步迫使证监会继续扩大吸引国际资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提高海外资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和监管者还没有经济“顶层权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国资产定价权丧失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没有从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三者关系的角度和高度进行资本市场体系的设计和建设，而是单纯地追求资本市场自身的扩张，以此树立形象、体现政绩。把资本市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建设和金融大跃进是极其危险的。盲目扩大QFII、RQFII投资额度和做空额度，片面发展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资在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数量和参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资机构的舆论平台操纵国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切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丧失。
当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指望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时候，当国内散户投资者不再指望国内基金和券商引领投资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类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的时候，当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发布平台可以左右国内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的时候，当证监会发言人开始用QFII抄底来说明股市见底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已经掌控在海外资本力量的手中。
五、结束语
从“经济顶层权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国经济诸多重大问题的症结，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要从重新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开始。要实现“中国梦”，必须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使得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
(本文发表于2013年11月12日。)
【余云辉，察网专栏学者。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原标题：《余云辉：谁掌控了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