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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近现代中国的运气

2018-3-16 22: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44| 评论: 0|原作者: 李尔重|来自: 旗帜日刊

摘要: 本来嘛,“五四”运动大闹打倒孔家店,山东第二师范学生还演了嘲讽孔子的“子见南子”话剧。在这些时期里,孔子真倒了运,一转瞬间,政府大员又都来祭孔了,不正是“孔子又走运了”?
李尔重:孔子在近现代中国的运气
原创 2018-03-16 李尔重 旗帜日刊

编者按:这里摘要刊登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2006年写的《孔子评析》第12章“孔子的运气”的主要部分,以飨读者。希望读者能结合今天的现实来读,以便消化和继承前辈革命者的思想遗产。本贴标题是编者加的。

不但封建社会倚重了儒家学说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民国年间,封建军阀们也利用儒家思想体系。上世纪二十年代,张作霖、吴佩孚等都提倡过“尊孔读经”。直到蒋介石的统治时代,他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是利用了儒家思想。

总之,封建统治及封建的残余,以及法西斯势力,为了笼络和欺骗人民,都不厌其烦地利用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服务。连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曲阜时,也奉行虚伪的行动:保护孔府孔庙和孔林,给孔子上香,给香钱,借以欺骗人民。

孔子“圣之时者”,通俗的解法,也可以说是孔子赶上时运了。不过,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在那时,他只短暂地当过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以后十四年奔波于列国之中,68岁回鲁国,得个国老待遇,无权无力,到七十三岁去世了。只是汉武帝以后,他才走了运,一再地加官进爵,光前裕后。
最先称孔子为“至圣”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这个写法,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然;在骨子里,司马迁是贬儒尊道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具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事易行,其辞易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刚,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司马迁是迫于“尊儒术、黜百家”的形势,不得不给孔子戴一顶大帽子“至圣”,而同时司马迁又写了别人不愿写的孔子生事:“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这不免有损于圣人的形象。

司马迁还是抓住了要点:历代帝王和各色的反动势力之所以争着用孔子这块牌位的原因,在于孔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
虽说是圣人的后代,信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义,孔府中人穿行在“礼门”、“义路”之中,步步“履中”、“踏和”,实际上争权夺利之事,在孔府中也不逊色。六十九代衍圣公孔广启袭爵后,年幼,孔府内外事项,皆由叔父孔继涑、孔继汾掌管。孔广启于乾隆八年去世,其子孔昭焕袭爵,孔府的事,仍由叔祖孔继涑、孔继汾管理,大家还算相安无事。孔昭焕的儿子孔宪培娶了乾隆的女儿为妻,这是—件殊荣,也给孔府带了一大祸害。她是公主,地位高于一切,容不得孔继涑、孔继汾掌权,便设法罗织罪名,害死了孔继涑、孔继汾。可见在利益面前,一些伦理道德都要靠边,什么“温良恭俭让”都不起作用了。因此,指望孔孟之道去约束统治阶级的人还是别做梦了,连圣人的府邸都管不了,何以能管全国大大小小的各色当权者。

据说皇宫里有个人发现紫微星发暗,还发现紫微星旁边有一颗小星特别亮,皇家便认为这是有人要压倒皇上,取而代之;皇家便令巫师卜算,算来算去,便确认孔继涑要篡衍圣公的爵位,便把他定为“罪人”,开除出孔氏家族,死后入棺,棺材上还用三道铁练锁着,不许入孔林。

孔继汾一生从事孔氏家族的研究,著述很多,如《乾隆甲子孔子世家谱》、《阙里文献考》、《乐舞全谱》、《丧葬仪节》、《阙里仪论》、《谪系小谱》、《行录诗草》、《劻仪纤缪集》、《孔氏家仪》、《家仪问答》等。他也曾在孔庙给乾隆讲经并担任引导官。不幸的是:《孔氏家仪》与《家仪问答》两书引来杀身大祸。孔门有个孔继戍揭发了《家仪》所述与清朝的《会典》大法不符,篡改了朝廷制订的大典仪式,被清朝定罪,“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死于乾隆五十—年八月,享年六十二岁。不许归葬孔林。

此外,还有—个孔尚任。他不住在孔府,住在曲阜东南二十里的湖上村,苦读诗书,屡试不中,隐居石门山。康熙南巡,曾给康熙讲经并担任引导官,康熙授与国子监博士。遂到北京居住。他写了一本《桃花扇》,轰动京门,康熙得知,勘察之后,认为“邪说”,遂罢孔尚任官。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娶了四个妻子,前妻孙氏早死,其次丰氏不生育,第三房陶氏生一子,三岁夭亡;最后娶侍女王氏为侧室,生二女一子,子即孔德成。1914年孔令贻去世;孔德成袭爵为七十七代衍圣公。

衍圣公孔德成为王氏遗腹子,母出身卑贱;但母以子贵,孔德成为衍圣公,王氏地位自然高过陶氏。陶氏唯恐失权,于孔令贻去世前,便把自己兄弟及一些亲信安排在孔府权要地位。王氏的儿子一生下来,便被陶氏抱走,未过三天,便把王氏毒死。直到陶氏归阴,才把大权转给孔氏。

孔德成百日后,接到徐世昌大总统命令:“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奉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为衍圣公。”抗战期间,孔德成去了重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
孔府从封建王朝到民国年间,一直是尊荣多福、威势显赫的,其占有土地分布在五个省三十多个县里,不但有丰富的地租收入,且有皇家不绝的赏赐,地方官不断献纳,真是富贵可敌王侯。到了民国年间,不但袭封为衍圣公,袁世凯复辟时还加封了“郡王” 称号,之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都敬重孔府,连张宗昌也到孔庙拜过孔子;蒋介石当权年代,曾派中央宣传部长褚民谊到曲阜祭孔。可见历代剥削阶级都用孔子这根拐棍为自己撑力。韩复榘是个粗野无文的壮汉,也多次祭孔,他不会念“道贯古今,德配天地”之类雅文,张开大嘴喊出一个笑谈:“孔子现在又走运了。”虽是笑话,却也近乎实际。

本来嘛,“五四”运动大闹打倒孔家店,山东第二师范学生还演了嘲讽孔子的“子见南子”话剧。在这些时期里,孔子真倒了运,一转瞬间,政府大员又都来祭孔了,不正是“孔子又走运了”?
现在,要在全世界建百所“孔子学院”。据报道:在韩国的一所已经于2004年11月建成;随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的孔子学院也挂牌成立。2004年9月山东曲阜市在孔庙举行了祭孔大典,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向世界直播。2004年 10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孔子学院建设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承办孔子学院建设是—项光荣而艰巨的重要任务;首批17所高校是完成这 项任务的开路先锋,希望各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把孔子学院建设工作搞好。”这就确定了在国内十七所高校内也要建立孔子学院。  

看来孔子是一根公用的拐棍,谁都可以拿来用;孔子是一台公共汽车,谁都可以用以代步。两千年的封建阶级使用了他,今天,不期然而然地又有人使用他。看来,韩复榘的话不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对了,在今天更证实了:“孔子又走运了!”
马克思说:“—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恰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今的尊孔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
列宁说:“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

毛主席说:“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就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

现在不是正在,提倡读经,尊孔吗!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因素。”(《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绝不能无条件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说:“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到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作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 (FAIR PLAY)的,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的样子,面目全非了。”(《论俗人应避雅人》)

林语堂在新加坡任大学校长的时候,配合李光耀政府,大量逮捕、驱逐南洋各族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大学里任教的共产党员和亲共产党人士。李光耀后来还要求中国政府承诺“不输出革命”。当然这个政府是改开以后的政府,自然也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可见。李光耀和林语堂等新儒家,对待共产党人,大有蒋介石先生的风范,这大概就是儒家风范吧?

鲁迅说:“我翻历史—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
鲁迅说:“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尊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切男性的轻蔑。”(《关于妇女解放》)
现在于丹解释论语,把这句话说成是,女子有着和小孩子差不多的脾气,这样看来是没有歧视了,算是“真儒”吗?

鲁迅说:“有些外国人,很希望中国永远是—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也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鉴赏者,则不知生着怎样的心肝。”所以才有,奥运会开幕式上,三千人穿上儒服手拿竹简同时演绎,“礼之用,和为贵”的大型团体操,供全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欣赏啊,鲁迅先生的洞察力真是洞穿时空啊!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除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自然想到(六)》)

现在孔子学院直接开到了国外,更进一步了。

    鲁迅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不中庸,共产主义者更不会,“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行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的原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天下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常见的。但真理只有一个,骗子只有一方。总不能说:“吸人血的人与被吸血的人同在一个理上”。 “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思想,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真理只有一个,简单而明了。两千年来,儒家的派别很多,争论也很热闹而激烈,这都是做戏,因为争论的各方都以“尊王为本”,没有一方真正执行“民为邦本”的。

今天,大倡尊孔的人们,谁也没有说出:如何把打工仔从残酷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措施。他们却把孔子请来宣扬“和为贵”、“温、良、恭、俭、让”,教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以忍让为怀,去享受“来生”的幸福。

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斯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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