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西方主要国家出于战略考虑，往往选择性传播其经济思想，以营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人最近百来年里通过多个途径传播西方经济思想，在全面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30多年各形成了一次高潮。这些传播也具有选择性。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以适合真实的需要为旨归，对看起来完美而实际上有害于当时发展的经济思想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避免“未觉之痛”。
思想传播具有选择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思想的选择性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人为的烙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国家出于战略考虑而对思想资源进行有目的地采择和宣扬。对此，无论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还是与之有涉的任何其他人，都必须加以注意。这里我仅就西方经济思想选择性传播史简要地谈两个方面。
西方：英、美、德的选择性传播
对于最近20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曾产生过方向性影响。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并且，在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无论令人欣慰还是使人痛苦，都已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英国、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国内资源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条件，彼此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崛起都是围绕国家间竞争而展开的。在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国家，大国崛起与守成就是不谢幕的主题;国家间竞争的战略考虑融入大国及潜在大国政治家的思维模式，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选择性也就不足为奇。
1、英国。不能否认的是英国崛起与这个国家持续几百年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存在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至19世纪中叶，英国借助《航海法》《谷物法》和保护关税等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国家干预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工商业霸权。按常理说，重商主义作为英国崛起的国家记忆是会被大书特书的，但是，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这就要提到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以及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判若云泥的际遇。在这本著作中，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线，串连起关于国家财富及其原因的一整套观点，编排有致，褒贬分明。但是，这本著作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是斯密原创的。另外，既然拿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主线进行串连，就有必要表明如下态度：英国过去几个世纪通行的以及当时仍在采用的重商主义政策违背了自然而又自由的原则，它们是错误的和没有必要的政策。从上述角度来说，斯密对于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和阐述了具体的经济学原理，而在于对经济思想体系进行了最初的构建与纯化。
斯密的《国富论》甫一出版，就在大众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例如，到他去世后一年即1791年，该书在15年里发行了5版，共约6750至7250册。但是，一种经济理论若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的高度，非得被主要的政治人物接受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上体现出来不可。而事实却是：在英国议会辩论中，在《国富论》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也即1800年以前，斯密的话很少被引用(他在经济学家当中仅排在第九、第十的位置)，诸如洛克、休谟、配第等人的语录才是政治家们惯常引用的。不过，随着英国工业、外贸和海军等势力进一步增长，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自19世纪初开始，斯密语录被引频率上升了，《国富论》逐渐被神化到了经济学圣经的高度。
《国富论》出版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在重商主义政策支撑下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力量和自信，政策上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变正是合适的时机。通过这种转变，英国的战略目标演变成了塑造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而与外围国家共同构成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英国处于有利的分工地位和占优的分配格局。当然，这一切都是缓慢进行的。英国经济政策的表现是：从1826年开始关税率逐渐降低;1840年代相继废除了《谷物法》和《航海法》;1860年与法国签订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得以开启。与上述政策转变相伴随，英国以国内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希望他国与之相向而行。
位于爱丁堡的亚当·斯密雕像
2、美国。建国之后究竟以怎样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杰斐逊的以农立国派与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派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是了解斯密经济思想的。但是，杰斐逊看重的只是斯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对美国发展农业和自由贸易情有独钟;汉密尔顿却与之不同，不仅看重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分工和市场等学说，而且根据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英法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与欧洲列强竞逐的现实需要，还看重斯密在《国富论》中大加挞伐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手段。总体来看，在美国崛起时代(1789年至1913年)，尽管在学院派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在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层面上，保护主义却得到了长期坚持。
这里所说的“美国体系”，主要包括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家银行这三个方面。其中除了国家银行政策(从杰克逊总统第二任期到1913年美国崛起以前)未予落实之外，关税保护与内部改善政策却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关税保护既为促进美国国内自由竞争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又为以改善交通运输为主要方向从而实现美国国内产品、人员和资本的便利流动提供了财政支持。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主导的全球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浪潮中，美国并未与之相向而行，即也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而是从南北战争开始一直与之背道而驰，即选择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大约30年努力，美国终于在1890年代取英国而代之，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大约在1913年实现了全面崛起，随之迈入了“踌躇的霸权”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代才告终结)。
重要的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也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一样，取得霸权地位以后就采取了转向自由贸易的策略，其背后的战略构想其实是一样的;与之同时，在向其他国家传播经济思想的时候也与之类似，即以经济力量、政治手段和话语权等作为推手，争取它们与美国一样在国内培育自由竞争、在国际行使自由贸易政策。例如，“华盛顿共识”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它将自由贸易放到一个不容质疑的高度并且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卖力地向其他国家宣扬自由贸易，其实是具有维护美国霸权的大战略考虑的。再如，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使世界变得对美国安全》的报告中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五大利益之一(其他四大利益分别是领土与领空安全、防止大国威胁、获取资源和海上航行自由、保护美国公民生命与财产免受威胁)，它是美国最好用的武器，破坏自由贸易是对美国全球重要利益唯一的非军事威胁。当然，在自由贸易大势下，美国并没有放弃保护主义理念，而是在“公平贸易”名义下策略性地对之加以利用。
从美国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实现崛起、在守成阶段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向他国传播经济自由主义这一过程中也可看出，经济思想的选择性传播是国家间竞争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这种手段是通过学术组织、各种媒体、学历教育、国际条约等予以实施的。
3、德国。直到19世纪早期，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联邦国家，邦国间关口林立、交通不便、度量衡不统一。1834年的关税同盟使德国内部的竞争性市场开始形成，此后德国又实施了以大规模铁路建设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计划。在俾斯麦手里，德国在1870年实现了统一，1879年实施了保护关税制度(尽管关税率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低一些)。德国在国民教育和技术发展等方面也做出了持续并且富有成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与美国一道引领世界潮流，一跃而于20世纪初年成为欧洲经济之执牛耳者。这一切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李斯特在德国一度也很受尊敬，被视为伟大的爱国者。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经济崛起之后，即使在德国，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也越来越少地被提及了。这当中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对德国走向纳粹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不便于大加宣扬。二是德国实现崛起之后，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已经不再适合于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了，以至于即使在学术层面上对李斯特的研究兴趣也逐渐消失了。这也难怪，因为李斯特对于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只是认为斯密经济学仅适用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即国家经济已经实现崛起，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已经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样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经济学其实是属于发展经济学的。三是由于德国经济崛起之后，其强大的根本正在于拥有超凡的工业能力，而李斯特经济学重要特点之一又是通过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来获得作为国家生产力主要体现的工业能力，这一招如果被其他大国学到手，势必对德国形成挑战。因此，德国也与英国、美国一样，喊的是自由贸易口号，甘愿让使国家获得光荣的本国经济学家即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归于沉寂。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战略思想帮助德国实现崛起
在西方主要国家，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经济思想被选择性地对外传播;在学术层面，经济思想的待遇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主流地位后，这派学者就再也容不下对立的意见，哪怕是对保护主义的同情了。英国人约翰·穆勒是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教科书。但是，他在这部书中认为对幼稚产业实施短期保护是合理的。这就招致了同行的反对和鄙视，以至于不得不做出妥协(尽管他内心仍然认为幼稚产业保护是自由贸易的一个真正例外)。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