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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

2018-3-20 23:1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354| 评论: 0|原作者: 柯尚哲|来自: 开放时代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尤为担心美国或苏联可能会入侵中国。为了保卫国家主权,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工业化的一场名为“三线建设”的大规模运动。

注释: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2]毛泽东执政共计27年,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延续至1980年,虽然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三线建设仍然占据毛泽东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时期的12年,或者占据了毛泽东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时期的44%。

[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Vol. 115 (1988), pp. 351—86;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182.

[4]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Quarterly, Vol. 122 (1990), pp. 230-257;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5-159;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笔者的研究认为,尽管三线铁路建设存在巨大浪费,然而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三线铁路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Covell Meyskens, “Mao’s Backwater War Machine: The Cold War, Industrial Modern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hird Front, 1964—199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6]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第1—2、6—7页。

[7]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8]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7.

[9]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1-36;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85-190.

[10]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简史》,1986年,第138—171、197—198页。

[11]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rtin K.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12]杰米·蒙森(Jamie Monson)发现在由中国铁路工人建设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参见Jamie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4]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4.

[15]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6]李际祥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7]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

[18]表1中的阳安铁路,虽然并没有跨省,但其同“襄渝铁路”联结后就实现了“陕川鄂”的铁路互联,青藏铁路未建成;实际上,当时还开建了西北三线地区西安至山西侯马的“侯西铁路”,陕西段建成了,侯马段只建成一部分。——译者注

[19]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2005),pp. 840-877。早在“大跃进”中,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建设成昆线(成都至昆明)、川黔线(四川至贵州[重庆至贵阳——译者注])、贵昆线(贵阳至昆明)、襄渝线(襄樊至重庆)。

[20]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第6—7页。

[21]《国家计委关于同意北京地下铁道全线开始施工的函》,第一铁道领导小组的通知、会议纪要、简报等文件(196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002-017-00198。“北京至柳州铁路”实为“京原线—太焦线—焦枝线—枝柳线”的统称,并非由京广线至柳州。——译者注

[22]张国宝:《苏联援建、三线建设及大规模技术引进》,载《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27期。该文论及“为了减少战争损失,中国共产党内迁了380个工业项目,超过了国民党在二战时期的内迁规模”。三线建设内迁项目中,仅中央实施的项目就达520个。——译者注

[23]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2—275页。这些是川黔线、贵昆线、成昆线。

[24]另外两条铁路是湘黔线和襄渝线。

[25]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14—126、152—161、174—181、251—254页。

[26]张学亮(编):《劈山造路:湘黔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12页。

[27]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2—275页;张学亮(编):《西南干线:襄渝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4页。

[28]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第504—505页;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55—257、259—261、265—269、270—279、292—294、297—298、300—302、305—301、308—311、313—315、323—326、328—329页。中国的油气矿藏主要位于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西、甘肃和湖北。中国共产党在新建的铁路线附近建设了一系列三线项目,如攀枝花钢铁厂、水城钢铁厂和东风汽车厂。

[29]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简史》,第49—104页;顾修、李成:《回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6—100页;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编):《抗美援朝战争铁路抢修抢运史》,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

[30]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

[31]煤炭工业史稿编研组(编):《中国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1949—1976)》,2001年,第276—286、305—325页。

[32]张学亮(编):《劈山造路:湘黔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第276—286、305—325页。

[33]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页。

[34]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355—357、740—763、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页。

[35]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859—860、864—865、873—878、887—890、893—896页。

[3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85—596、599—600、604—615、664—668、709—710、731—737、740—763、846—847、852—555页。

[37]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709—710、731—737页;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38]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页。

[39]中国铁道部:《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铁道部:《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1年版。

[40]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pp. 31-36.

[41]铁路建设者中几乎没有女人。参见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2、401—405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2004年,第173—178、293—294页。作者此表述略有不妥之处,因为在三线铁路建设者中,男性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在各条三线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女性参加,包括未婚、已婚、未成年、成年等女性。相关资料可参见:第一,倪同正(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等;第二,译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生活、读书、工作的10余年中,曾经多次听到了原三线建设者的讲述;第三,在“百度”上搜索“三线建设、铁路、女民兵、女学生、妇女”等关键词,即可发现大量女性参与三线铁路建设的具体资料。——译者注

[42]民兵虽然是军事人员,但其不受国防部指挥。

[43]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2012年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44]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pp. 185-190.

[4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99—221页。

[4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47]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

[48]《程子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51页;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511页;顾修、李成:《回眸》,第107—138、172—194页。

[49]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50]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1981年;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经验汇编》,1974年;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1975年;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1977年。

[51]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52]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编):《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第23—27页;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经验汇编》,第1—4页;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编):《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第1—5、151—153、277—281页;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第122—166页。

[54]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22—234页。

[55]《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56]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57]另外两条跨省铁路:北京至柳州、川黔铁路也有这种问题。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60—72、81—88页;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汇编》。

[58]《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

[59]《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6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1]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6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杨宗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25—30页;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63]《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杨宗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

[64]笔者的采访资料并没有述及谈判进程,它们只表明了结果。

[65]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6]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11月在攀枝花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7]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8]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陕西省地情库—方志资料库, http://sd.infobase.gov.cn/ftr/ftr.htm?seachword=%u4E09%u7EBF&K=0&run=11&list=1&page=20,2014年1月7日访问。

[69]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70]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各地的卡车司机似乎是一个例外。参见王亚平:《彩云之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1]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6页。

[72]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73]《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74]《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

[75]《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8、284—298页;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52—556页。

[7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77]赔偿金额根据家庭规模而异。固定工得到的赔偿金额比临时工明显多一些,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四川省重庆市民政局:《8711部队关于发放修建襄渝铁路西段民兵营因公致残伤亡抚恤费的通知、花名册》(1973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075-03-0254;《襄渝铁路西段江津民兵团贫困抚恤材料》(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075-03-0266。

[78]《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79]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80]《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81]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1—55、626—629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203—213、226—248页;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8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王亚平:《彩云之路》;杨忠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

[83]三线学兵连网站,http://www.sxxbl.com,2015年2月22日访问。

【作者简介:柯尚哲:美国海军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Covell Meysken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USA)】

【察网www.cwzg.cn摘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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