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读懂社会主义在苏联暂时失败的原因

第2节 经济错误：社会生产中的商品因素和滑向资本主义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由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最终目标决定的。就是说，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需要做些什么？从共产党人的错误、苏联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在经济领域需要进行怎样的建设，原因又是什么？

这一问题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瑞典社会主义”的公开支持者的观点，也不讨论其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观点。我们只讨论那些仍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观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市场社会主义”通常还带着“中国特色”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那些自称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人们的观点。他们把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非商品性质的共产党人看作是疯子。他们说，看看吧，现在到处都是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市场经济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市场，这是事实。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确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到底是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商品将会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

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党纲中，是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首先意味着商品生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党纲草案评论道：“这也是不怎么恰当的。当然，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的。”

列宁在这里阐明了，资本主义本身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他还在其他很多著作中指出了，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生产出资本主义。

然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看到钱和一系列的所谓商品-金融关系，尽管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是没有的。使用和商品有关的名词，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在本质上也是商品生产？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使用的钞票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它们是描述生产量、产品所需要的和被花费的劳动量的间接标志，是为计算和计划而设置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控制和计算直接社会劳动、产量和分配，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个纲领写道：“与市场相联系的关系、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表面形式和方法（价值计算、用钱支付工资、买和卖、信用、银行等），是社会主义接管社会的杠杆，这些杠杆逐渐地为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即社会主义的生产部门服务。”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常常提到新经济政策，并强调说，列宁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做了重新考虑，说新经济政策是严肃和长期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经济政策被设想为一种向商品生产自由的暂时退却，首先是用来调节国有部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列宁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起来的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之间隐蔽的或比较公开的斗争。”对此，列宁批注说：“应该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 列宁赞同了布哈林接下来的分析：“在城市，为经济形式而进行的主要斗争[在夺取政权以后。——俄文版编者注]正在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在乡村，如果是就战胜大资本主义来说，那么这一斗争正在结束。但同时这一斗争——通过其他形式——正在复活，其表现为如下两者之间的斗争：一是体现着社会化劳动的无产阶级要实行国家计划，一是体现着分散的私有制和市场自发势力的农民要保持商品的无政府状态，进行猖獗的投机活动。”列宁还支持了布哈林接下来的论述：“既然简单商品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那么上述两种趋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列宁写道：“对，而且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我们要提到的是，列宁从来都不认为生产的商品化应该被立即废除。他总是强调说，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中，我们要克服商品化，摆脱和废除商品。

市场的支持者们常常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转折点。他们认为列宁改变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此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商品生产，认为回到市场并不是暂时的妥协，而是目标和前景。最诡异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发明出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套方法论。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政治。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号召过“社会主义生产中不同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他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容许是自己的一种退却。我们再次强调，在通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中，出现了克服商品因素的最有力杠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大工业、全俄电气化计划。从而，随着作为商品（本质上为非商品做准备）的产品的产量增加，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社会性加强了，将来克服商品化的条件也具备了。

斯大林在实践中继续了列宁的趋势：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克服生产中的商品化作为目的，并将生产变成直接社会性的。我们可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中找到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斯大林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描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描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在这里斯大林清晰地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优先的只能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同时，斯大林不仅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而且对客观现实进行了分析。斯大林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国家为防止经济上资本主义因素死灰复燃而提供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化是作为直接社会性质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这是需要加以克服的痕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直接社会性的加强和对商品化的克服。不管是在革命前，还是不得不实行退却或者妥协时，共产党人的目标都应保持不变，那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进步的保障是：国家把生产组织起来，使之具有直接社会性。计划和集中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直接社会生产的条件下，这一成就才能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

1961年，赫鲁晓夫当局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65年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中负面力量逐渐积累的开始。支持私人所有制的趋势加强了，从而对人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一改革意味着，企业应当以卢布计算它们的产量和利润，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结果：自私自利、赤字和通货膨胀都增长了。生产企业感兴趣的只是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价格。城市和乡村之间交换的不平等加剧了；在个人消费品中间，奢侈品和对社会有害的产品急剧地增加了。在影子经济盛行的条件下，党政高层在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虚伪词句下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改革。

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的经济是直接社会性的，这遭到了资本主义现代辩护士的反对。相比于所谓的现代生活，苏联人民一半以上的消费品（以现代价格计算），是由特殊的社会消费基金提供的。另外，人民最重要的一系列需求，几乎是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来满足的。那时有近乎免费的住房，尽管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冷热水、电力、面包、医疗保健、教育、公共交通等许多其他东西，也是免费的或者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

不幸的是，那个仍然自称共产党的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事业。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通过了删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理的新党纲；在（1990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又通过了向市场也就是资本主义过渡的方案。

人们不应当相信一些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杜撰出来的故事。他们说，苏共党内的共产党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却没有经历任何一场战斗，还说他们没有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在市场之外别无选择”等口号，在党内和经济专家中间都遭到了严肃的抵制。在80年代末，一系列旨在抵抗资本主义、保卫劳动人民的公共倡议被建立了起来。劳动人民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of Working People）和“统一-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协会（Unity—for Leninism and communist ideals）就是这样的例子。来自科学共产主义学会（ScientificCommunism Society）的科学家们也加强了自己的活动。在苏共党内，则出现了共产主义倡议运动（Movement of Communist Initiative）、布尔什维主义纲领派（Bolshevist Platform）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Marxist Platform）。许多积极分子都为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人的独立组织而努力。

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科学家们（N. Hessin, E. Ilienkov, R. Kosolapov, A. Eremin,V. Elmeev, A.Kashchenko, N. Moiseenko, A. Pokrytan, M. Popov, V. Dolgov, A.Sergeev,D. Mutagirov, V. Ogorodnikov等）为反对市场化所做的努力。一位最好的苏维埃哲学家伊连珂夫（E.Ilienkov）写道：“那些故意糟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造成了损害……这些经济学家花费大量的努力来证明无法被证明的东西——社会主义生产整体上可以是商品经济。”他接着又说：“是的，在作为正在进化中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保留了金钱-商品关系。人们之间关系的内在形式被金钱-商品关系遮蔽了，在它们之中甚至可以找到正式的、法律基础上的表达。

因此，我们要通过分析来认识我们经济的真正轮廓，看到与之不相适应的形式——价值的形式。这种形式与社会劳动的共产主义组织无关，而是代表着共产主义的敌人和对手。”

这些经济学论战的参与者们说，戈尔巴乔夫的市场拥护者们没能赢得任何一次公开的经济理论论战。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的支持者们不得不利用他们在当局和大众媒体中的巨大优势来伪装自己。

在国际帝国主义代表（当时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撒切尔和里根并得到了他们的赏识）的影响下，党政高层关起门来做了决定，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决定强加于党和人民。他们宣称，科学和国际经验甚至是马列主义理论都证明了，走向市场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证明最后一点，他们大肆宣传了所谓“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论”这一概念。拒绝接受亲市场主张的人被扣上了倒退、教条主义、落后分子的帽子。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们发起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战斗，向党和人民警告正在迫近的危险。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的成员谢尔盖耶夫（A.A.Sergeev）教授发言说：“在商品市场之外，还有两个市场：以股票交易所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的结合将不可避免地带给我们经典的资本主义市场，尽管它被称作是受管制的市场。这里没有出路……我们的人民禁不起这样的改革，党将会崩溃，由此不再能作为一个共产党而存在。”

共产主义倡议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左翼起草了苏共二十八大少数派的声明，表达了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在二十八大上，这一声明得到了1259名代表的支持。（译者注：这次党代会的代表总数是4683人。）它作为党的文件被记录了下来。这一声明预测说：“我们相信，必须警告这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人：向包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个市场制度的无理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强行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与客观进程相反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并将激起社会的抗议，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这种导致人民生活严重恶化的改革中，党也不可能生存下来。

对于共产党来说，它不从这场灾难中生还，就没有人保卫运动的目标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上述科学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正如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所写的那样。

通过发展市场、商品化、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的“美好”计划，即便是在人民信任的最爱国的政府的指导下，也只能导致戈尔巴乔夫及其拥护者的道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发明出资本主义的许多变体模型，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实践向我们表明，如果一个自称共产党的党，采取了把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撕裂开来的理论范式，认为这是一个与政治和阶级无关的抽象问题，那么它就是犯了错误，甚至是对工人阶级犯下了罪行。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正是在苏共的指导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在红旗下走向了资本主义。

再次重复列宁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如果不同市场的资产阶级病症做斗争，任何忠诚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选择的誓言，都只能是响亮的骗人话。

我们要根据列宁的教导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来检查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