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

三、关于帮助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中国正在实现由富到强的跨越，努力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推己及人，试图让自己邻居、朋友、伙伴也富起来、强起来，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富起来、强起来，实现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征途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一带一路”沿线共65国，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占一半以上，因此“一带一路”又被诙谐地称为“伊带伊路”。依照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实现现代化要跨越世俗化、工业化与市场化这样几个关键阶段。世俗化，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王权与教权分离，是欧洲摆脱黑暗中世纪，发起文艺复兴，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是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对于那些“转型国家”来说，市场化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内允许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在国际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然而，对于广大伊斯兰国家而言，走向现代化要跨越的三个阶段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伊斯兰社会世俗化。“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⑧]“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⑨]伊斯兰社会世俗化自然也可以用妇女的解放程度来衡量。然而，妇女在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地位只能说是“远不如人意”。世俗化的伊斯兰社会为数甚少，如土耳其、埃及等，即便如此，当国家社会遇到重大问题或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相关国家不是往前走，而是向后退，不是愈发开放，而是更加保守，寻求宗教力量庇护，如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有的甚至向原教旨主义靠近，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此兴盛。

工业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格式化。“以利润为核心”的工业化生产组织与“以真主为中心”的伊斯兰宗教组织，犹如地上的凡夫与天空中的星辰，完全是两码事，用生产组织改造或取代宗教组织何其艰难。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其生产流水线甚至在24小时内不间断运行。然而，伊斯兰兄弟每天五次祷告，雷打不动依旧，天塌下来照样，如何保证流水线作业的正常进行。在巴基斯坦等国，伊斯兰学校盛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进入伊斯兰学校，那里没有数理化，与现代化有点关联的只有英语和计算机，国家工业化缺乏应有的人才基础。中国在实施BOT(建造--运营--移交)之后，如何让相关国家在一个个工业项目基础上发展壮大(亦如中国在156个重点项目基础上发展壮大)是一个问题。当然，在伊斯兰国家，伊朗和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可圈可点，伊朗的独特政治与波斯文化底蕴，马来西亚华人的积极参与，被诸多学者当成是这两个国家独立特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原因。

跨越市场化门槛，对于中国、俄罗斯、波兰等所谓“转型国家”，曾经都是异常艰难艰辛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近乎成为主流社会的一种共识，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代价，倘若还有什么疑问，那么请看看东北地区30年前后的状况。市场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一切资源(人也成为人力资源)都变成了交易对象，放任货币资本力量自由扩张，然而货币资本可以销蚀软化一切，可以把敌人变成对手，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但是也会把朋友变成对手，兄弟之间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学理化的解释是，经过市场的选择，霍布斯式的敌人与康德式的朋友，都成了洛克式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都是兄弟，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相互依赖与彼此帮助。市场化让兄弟变成对手，这恐怕是穆斯林兄弟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也许“现代化”原本就是一盏由“欧洲中心论”演绎出的“欧洲路灯”，一些好心的中国人试图“借助一盏欧洲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发展’、‘西方兴起’或‘伊斯兰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⑩]在有体系性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看来，现代化近乎成为了保守的伊斯兰社会的共同敌人。由此可以想见，伊斯兰国家与社会，迈入现代化的征途有多长远，跨进现代化的门槛有多艰难。中国的理论家们应当深入研究与细致考虑，我们是否要为现代化赋予新的内涵?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让“伊带伊路”相关国家接受中国的方案与模式，实现中国好心好意、全心全意推送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样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不是外在的、附着的，而是将外在化为内在，让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具有更好的自身造血能力，即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关于科技与生产力领先的问题

牛顿力学揭示，物体总是倾向由高处向低处移动。距离产生美感，落差产生势能，利差吸引商旅。古丝绸之路千年间商旅不绝，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关键在于中国对沿线国家、对西方国家具有科技领先优势、生产力先进优势，“中国制造”具有不可替代优势。优势集中在丝绸、瓷器、茶叶等三大件，其中，中国丝绸因为价值高、便携带、易分割、质地轻柔、外表华美等特征，除了作为奢侈品外，还长期扮演着货币职能，中国长期垄断着这种精美货币的发行权。

中国三大件尤其是中国丝绸织造技术领先多少年，丝绸之路就维系多少年。张骞凿空西域后一千多年间，尽管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异常，阻隔了东西方贸易，但是因为东西方科技、生产力落差的势能依然存在，商品贩售有利可图，因此中断往往只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可控，贸易又恢复正常，大漠黄沙，孤雁落日，与商队驼铃交相辉映。然而，到了十五世纪初期，东西方商贸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一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商队贩售的中国货物构成中，丝绸已经不再是中国向西方出售的主要物品，取而代之的是，药材与农产品，如大黄与小米。中国的科技不再领先，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都能织造，虽然不能与中国丝绸媲美，但是能够在数量与价值上加以替代;至于瓷器，中国之外的国家普遍可以生产，英国皇家生产的瓷器与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不相上下;茶叶，印度已经能够大规模种植加工，源源不断地供应西方。

中国科技停滞了，西方科技在产业革命过程中迅猛发展，迅速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并且超出中国，东西方生产力落差缩小、拉平、反转。1626年，明朝将领袁崇焕正是使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而暂时挡住了努尔哈赤的铁蹄，火药的故乡成他乡。约略推算，时值中国“康乾盛世”，中西方科技进而生产力落差出现了全面大逆转。古丝绸之路(文明繁荣之路)正是随着中国生产力优势的消逝而逐渐没落消失，成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11]，以至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都是西方人“发掘”出来的，有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1877年首次使用。

今天，“一带一路”新构想新倡议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科技生产力的相对领先，尤其是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在沿线国家成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品与服务。以高铁、核电、航天等“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而且展示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然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有了一番小气候，中国的专利标准仅仅“小荷才露尖尖角”，至于中国的规则秩序——在正在到来的区域乃至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尚没有见到东方夜空中的鱼肚白。倘若没有持续的科技领先而且呈现体系性领先的优势，没有形成持续的生产力落差，那么“一带一路”势必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发展后劲。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1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复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3]习近平主席的话语字字珠玑，勉励鞭策的不只是“一带一路”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更多的是关系到“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背后的广大科技人员，是中国教育人才培养体制。

五、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当然也是攻坚克难的阶段，要克服重重阻力，攻取道道难关。“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颜色革命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陷阱都在等待着我们。发展与安全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14]，缺一不可。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所以“一带一路”既是发展带(路)，也是安全带(路)。

依照传统逻辑思维，当然更有西方发展的历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亦即世界老大与世界老二之间，是一种彼此替代、相互竞争、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战争是二者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这就是所谓“俢昔底德陷阱”，这种所谓结构性矛盾，是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周边国家经济因为“中国因素”而得到较快增长，人民生活因为“中国因素”而得到明显改善。赚钱靠中国，发展靠中国，早就成为周边国家的一类共识。但是，每当出现地区局势动荡，每当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不期而至降临到本地区的时候，从中国得到诸多经济发展好处的相关国家，纷纷倒向美国，倒向西方，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选边站”，这就是所谓“周边安全陷阱”。

中国是一个依陆向海的国家，有1.8万多公里的大陆岸线，有1.4万多公里的岛屿岸线，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重陆轻海，甚至恋陆惧海，导致陆权清晰而比较牢靠，海权模糊而相对劣势。近代以来，国家安全的境外威胁，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于海上。西方豪强也看准了中国的这一软肋，不断在海上挤压欺压中国。“一带一路”正是利用发展优势弥补安全短板，利用陆权优势弥补海权劣势，扬长避短补短。这些大的战略谋划很好，但是在相关战役战术的时效度把握上，仍有待细致谋划研究、精心布局实施。

中国要对世界有所贡献，有较大贡献，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贡献”的期待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迫。中国贡献不仅在发展上，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赚钱机会、发展机遇，同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地区政治稳定，减少直至消除世界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与秩序，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近年来，“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及亚太国家。”[15]与此同时，“着力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携手打造‘和平丝绸之路’。”[16]解决“周边安全陷阱”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我们的政府、机构、还有“走出去”的企业，奔走在“一带一路”上的企业，如何贯彻亚洲安全观、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既关注企业在境外的人员财产安全，又考虑到国家在本地区的安全布局，是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