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历史被颠覆后、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过程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次群体性的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与方针路线，以及拥护该路线的造反群众。“7.20”群体性事变的初衷是用带暴力性倾向的部队哗乱和民众请愿闹事抵制中共中央，以改变或结束毛泽东在武汉推行的文革路线。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似乎选择了“改变”和“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文革初期历史进程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各级各派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本文澄清事件的过程与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大家都应当沉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对运动方法和路线发生辩论，以及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文革运动被改变为“镇反运动”，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怀疑和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全面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政治生存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再获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思想认识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暴力冲突，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群众的镇压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之一。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疑惑，正是质疑、抵制文革派别与文革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点，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无不体现了社会学的深邃价值。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主席没有简单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理解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无视了武汉这样一个近代工商业都市中，社会与政治层面一些隐伏的矛盾；群众两派的局限在于都始终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红卫兵小将——“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深刻警告，更不熟悉现代政治游戏的规律及不可避免的迂回，暂时持有不同认识的普罗大众更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超常冲击、传统体制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质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在武汉这样的有大革命底蕴的码头城市中，不断强烈表达的群众运动的独立倾向时隐时现。从而，并非完全因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传统体制性的力量对文革变动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与工作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息“军愤”、“党愤”，回归秩序，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激进文人，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5.16”分子，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最核心领导人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甚至延及到这场运动的最后。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拉锯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普遍的反秩序反传统和持续上升向前推进，转化为相对收缩与回归秩序。在武汉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接踵而至的他们感觉的“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革命派向往文革的胜负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到，武汉和周边地区的1967年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终究”的“热月”，埋下伏笔。武汉一个资深的教授教诲我，历来投身政治运动失落后，知识分子的出路要嘛去从商，要么去书斋做学问。
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性力量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的国家党政体制的疑虑，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并没有能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与秩序的认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当时一再抨击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和按马列主义教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劣根性的再三调教约束，也未能被缺乏政治素养的革命群众真正接纳。现在看来，文革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省市当局，对武汉中下层群众和社会的正统意识控制，对群众运动的把握，并不如其他一些工商业大城市成功，比如说：上海。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干扰和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所谓路线觉悟期望到教条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当时万众瞩目的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获取的政权合法性的简单理解，以及传统打江山坐江山意识、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通过文革群众运动，来取得从革命者到新的国家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实在难以实现。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对于文革的彻底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的权威性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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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离开部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锻炼，参加“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19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大别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树倒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学生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宿舍，偶尔发现一本丢弃在床上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蚊帐里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话语的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感到：我们又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7.20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对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文革的失败。当年，我读法国革命史，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几十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地区和阶段）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属于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关键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