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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上)

2018-3-28 22: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748| 评论: 0|原作者: 徐海亮|来自: 激流网

摘要: 从历史过程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次群体性的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与方针路线,以及拥护该路线的造反群众。

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独立师师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专门探问蔡炳臣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并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其实,早在7月19日,有人专门用小车接走“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授意群众去向毛和周请愿,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揪斗王力的组织者:毛主席就在东湖。在他们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9显然,动乱的挑动与组织者明明知道毛泽东在武汉而为之,就是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在游斗张根成时,车上的军人率直地指责:“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在连续几天的活动里,有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武汉测绘学院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标语很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居然公开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矛头直指周恩来。

以上尽管都是军民群众的个人一时愤激的言论,但典型地反映出蔓延三镇普遍的对抗情绪。

20日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也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在独立师师部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实际上,军队的反弹,来自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周恩来讲话与态度的极端反感。

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激化冲突

舆论总是宣扬王力泄露了“四点指示”激发了骚乱。甚至几十年来多数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实际上7月19日凌晨,谢富治在水利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什么四点指示,而是谈了几个意思: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其大意是在当时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精神当然是正确的,是按总理讲话精神引导群众的。况且7月19日群众对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反应;如不是独立师传出似是而非消息,挑动“百万雄师”到军区公开闹事,武汉三镇根本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何来造反派在大肆宣传了所谓的“四点指示”呢,岂非60年代的“东湖纵火案”吗?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7.20事件”中,闹事者对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们在武装示威中,继续对不同认识的普通群众,采取了扫荡性的镇压。20日,“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造反派学生、教师。马路上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并刺伤保护孩子的8199部队战士,湖北大学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校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利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这些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在武汉之时。

11.当年党中央对事件的处理

周恩来与谢、王等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广播消息,全国掀起谴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巨大声浪。

22日凌晨,毛认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指示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和军区、部队部分首长进京。

25日,毛泽东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代拟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陈再道,指事件为“叛逆行为”。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表扬武汉造反派:“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小结:

“7.20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是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次哗变、民变,是最强烈的抵制,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军队关系决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如发生在西方,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决不容许的。闹事者推崇固化的阶级关系与革命对象理念,他们追逐发自其内心的谣言,狂热地维护一个“过去的”说法,打击进行中的现实的毛泽东。这是极端“无意识”下的极端有意识,是群体无政府控制状态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国学者勒高夫所谓的没有意识,“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撇开这种西方的话语,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势力“无意识”化的东西,就是十分传统的政治规范的观念。“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P161)反革命的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不仅仅是对于历来造反群众的分析(或诋毁),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适合于“7.20”中的“百万雄师”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0 而冲动的群众的偏执、专横,在群情激愤中得以充分释放与辗转放大,许多冲突、突发事件,不都有这种特性吗?

西方著名学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

后来系列的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所谓文革回忆与研究,把事件的触发,别有用心地归结为造反派狂热拥护被王力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国的“马斯场”镇压,简单看成为因为顽童偷窥——激愤的群众惩罚的暴力——触犯了秩序——触发了军队(对和平请愿)的镇压一样。而法国在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早已走出这种偏执、低廉、表面的圈子。

“马斯场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右派势力积聚已久的对群众革命的恐惧、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国文革运动的右翼势力和群体,积聚已久的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与理论的困惑与恐惧表现,对领袖与广大热心支持毛泽东文革的群众反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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