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6．开始整肃左派和造反派

毛泽东已经看到批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务。而且，群众背后有黑手，群众里混有坏人、反革命。在当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毛也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并多次讲到到次年结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还说要改变黑暗面才搞文革运动，“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⁴⁵

不过在1967年8、9月，毛泽东未必把司令部内的问题看得这么严重。而且造反派群众的左倾思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理念的底线；具体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风暴雨的群众实践中，往往是中国式的游民文化和类布朗基、蒲鲁东主义者⁴⁶的文化成了气候。这些自然是与主张马列主义政党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与关锋被“端”了出来，作为错误倾向的替罪羊；在他们“请假检讨”中，也仅仅承认自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戚本禹则向毛主席检讨了三点错误：1.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2.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3.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力、关锋住在钓鱼台二号楼，学习和检讨，起居照常。

特别是，毛泽东9月7日在戚本禹的检查上还批示转告王力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⁴⁷。说明当时毛也并未一棍子打死王、关，基本还属于文革初期讲过的“左派整风”范畴。

比较能够显示毛泽东内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于9月24日去打听消息，毛泽东只是引了罗隐悼念诸葛亮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后，仅仅理解为王、关完蛋了。⁴⁸其实，政治诗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比喻“武汉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一些当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测8月剧变时伟大哲人的内心世界，“他究竟说的什么”？后来，王力与关锋被解除监禁，再议论主席引用的诗，都坦承毛说的“英雄”不是比喻他们或惋惜他们，毛泽东是比喻的他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风云的英雄毛泽东，面对武汉事件后变幻的形势，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罕见孤独和不自由。尽管此后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宏愿。

或许，毛泽东8月4日给江青的信，并不如今天庸人们批评的那样——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左倾盲动，可能7、8月全国全面内战，反而激发他怀念法国大革命历史和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引发他对巴黎公社武装民众和大革命武装工农的理想与史实的追念？但7、8月的左倾与热月，文革的出轨和抗争、反对，时世与愿望大相径庭，毛主席的初始愿望也与客观后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诸葛亮吗？有知情的研究者说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写和咏吟该诗，为什么在他视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之时，吟出风雨独行、无可奈何的诗句？可能这恰恰是他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热乍寒，却不能扭转文革运动日渐趋下之势，发出的英雄长叹。⁴⁹

在武汉事件后运动迅猛发展、变化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来的全力紧跟、支持。文革小组的紧密配合，可能真是适得其反。

处于第一线的江青，当然也在8月中央宣传口径和政治急变中，感悟到什么问题。所以她在在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时，还派姚文元去上海探听毛的底，还发牢骚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汇报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⁵⁰ 姚文元传回毛泽东的话“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陈伯达慌了神，文革小组内讧起来；司令部高层的内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级了。解决小组的问题出现一个机遇。

同时，出现值得深思和十分诡异的问题：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头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无不敏感意识到难以驾驭的群众造反运动和调查历史与过节的阴云，已经威胁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甚至面对身边工作人员或红卫兵），多次声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历史和政治问题，小到鸡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们担心无法无天的造反学生和年轻干部，警觉他们背后的“政治黑手”。有人认为当年大抓叛徒成风，其实是转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轻和权臣争宠的庸俗陋习，被带入本应十分严肃的党政高层政治生活。诚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司令部内部出现这种政治局面，也应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从“安亭事件”以后，一直跟不上毛泽东文革步伐——备受批评的陈伯达，权力与声誉式微，但又拼命想巩固地位、职权。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畴，防范着少壮激进者可能的揭发告密，暗暗组织阻遏和弹压。这是个大家推进了这个革命的思想激荡，也被脱缰的群众运动和诡异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文革整体性悲剧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文革派风云人物被整肃，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区的左派大将陶铸、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说过不怕被人怀疑打倒的大话。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雅各宾恐怖的荒谬和讽刺。“怀疑一切”与“警惕一切”的恐惧充斥了人们向往的红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园”。陶铸在一年前许诺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炮轰，成为不可遏止的政治实际。无政府主义猖獗一时。

此外，也由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政见分歧，有些领导人各自暗示或公开支持一个学校、一个派别的学生组织，北京的左翼红卫兵运动出现了灾难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众里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冲突，透露了高层的政治歧见和纷争。

8月1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代会的关键讲话里，陈伯达和江青都公开点明“5·16”问题，强调它是反总理的。从而也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全国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导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绝大荒谬。荒谬当然不出自所谓“刘、邓、陶”，也不出自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文革司令部的裂痕，从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发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对立。文革的彻底失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从文革司令部内部猜疑开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内部纷争。如果说1966年清洗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还只是一种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斗争，并延伸到群众中，是文革运动开始衰竭的重要标志。从动员和鼓动群众投身这个政治运动，转化为节制群众、规范群众，以至收拾群众运动。大家似乎都后悔把群众从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来。从此，文革运动从不整群众，转换到也整群众（所谓群众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论与组织准备欠缺，文革的终极对象的混乱、飘逸，概念之不明确，传统的政治文化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武汉群众不久就领教了“林副主席派来的”军区新领导和支左军人的“路线觉悟”，40年后，有人感到他们甚至比陈再道们对群众更不感兴趣！造反派与掌握实权的军人的冲突，已是必然，这就是即将发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的悲剧。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武汉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天安门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武汉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⁵¹。

1966年，林彪对于军队参与文革运动，总的讲处于一个守势，他并不情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初对军队参与和支左的要求，实质是对林而非对其他老帅的批评。可以说林总和其他老总相比，对于文革看法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林系的将领（如“四大金刚”等），并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军人更有“文革的路线觉悟”。军队投入支左以后，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甚至出现规模性的流血事件，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毛泽东在应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阻遏时，并不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从武汉事件开始显示出来。林彪说过一些大话，但实际行动并不积极，并不能起到人们期盼的文革“副统帅”和“尊神”“钟馗”的作用。

必须注意，就在67年5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试探邓的态度——能否出来工作？邓认为时机不宜，毛让他找林、陈谈谈，邓也不愿意。当时正是批判刘、邓的高潮时期嘛。⁵²在1967年春运动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在林彪的政治态度和身体状况都并不理想时，找邓小平谈话仅仅是一个偶然吗？仅仅是因邓在4月要求过见主席吗？有关联的是：就在武汉东湖之时，毛泽东于7月15日还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王力认为，“当时主席已经对林彪不满，流露出想用邓小平换林彪的意思”⁵³。王力这两句讲的是事实吗？可能。

毛、林在文革问题上开始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汉事件后露出了蛛丝马迹，杨成武公开的系列回忆多次流露出来了一些迹象，仅作为一种参考。林彪在67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抢枪问题，毛给江青的信说“并不严重”；随之，林又主张起草严禁抢夺枪支的通告，由总理去商办。林与毛对事件后的形势估计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会上，也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之后，一反亢奋状态，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还是怪异诡秘的。

不过，正是武汉事件以来，足以显示林影响军队运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队文革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决定作用（“5.13事件”是一个标志，“7.20”后“三军无革派”则影响了全军）；军委看守小组转变成军委办事组。在支持武汉和维护军队稳定的一个大旋回中，林系军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里坐大的局面，的确发展了。被周恩来挽回的党政官员体系，想收回在运动初丧失的权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风云人物的犹疑，也在这时发展到一个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当年五一节，毛又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存在总体失望，早在67年五一节就讲了。其后，才产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传队和军宣队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想法。

特别是，经过了热月，毛泽东9月在武汉又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⁵⁴他一再要身边的军政官员告诫红卫兵小将，现在是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些内容，武汉军区的曾、刘首长，立即向学生们传达了。戚本禹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也当面向中央文革小组，再三谈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认为谁算想问题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学生们，则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后，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泽东想结束红卫兵运动的征象，从“武汉事件”以后业已明显出现。他感到依靠群众造反的大民主来改革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时间并不成熟吗？周恩来通过一系列促进大联合，审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员会，落实干部政策，加快了收敛与结束文化革命的步骤。不过，尽管出现“热月”，王力被软禁，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当年中共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基本态度，并不因为王力而祸及武汉；他也对武汉造反群众充满热忱，帮助和调教他们，他审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吸纳了一批激进的群众组织成员。或许，湖北的造反群众尝到热月的苦果，推迟了一年。

8月4日，毛泽东与江青写信要求“武装左派”，整整一个月后，中央颁布扭转形势的“九五命令”，并由同一个江青出面讲话，动员群众，从自以为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手里收回流散的武器。舆论一再宣扬“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驱使学生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不过，文革的急剧转向，文革小组激进文人的更迭，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么，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进而，有人在9月14日、17日接连抛出大字报攻击文革组长陈伯达，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推行极左路线。“武汉事件”后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概括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开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广大群众并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经转向了。

已经40年了！似乎仍然难以理解它——紧接着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之后，文革历史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文革历史而言，这里的“不能随心所欲”，包括广大热忱投身于运动的各派群众，也包括“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当年热情支持文化革命的群体，以及实质上反对运动的群体的种种言论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干扰了毛的进军，历史就这样顺着各种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进。这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共同奋进创造的历史。

徐海亮：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 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