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涉及的问题,是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这场论战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要掌握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

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东京,最初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民报》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他又和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及其妻何震,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东京创办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先后办了《天义报》和《衡报》。

在法国巴黎,由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国内出现了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5月在广州发起组织”晦鸣学舍“,次年8月,出版《晦鸣录》。这是中国国内出现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这一派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

一个世纪过去了,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还受人欢迎?-激流网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信仰和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他主张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归全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互助论》是一本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书。在这本著作里,克鲁泡特金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宣扬无政府、无权威、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宣扬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比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理想社会还要“完善”。他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史,说成是一部人类的互助本能与国家即少数人压制互助的强权力量作斗争的历史。“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论”,正好适应了中国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逃避政治斗争,实现他们未来“理想社会”的幻想。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了较广泛地传播。出现了许多新的团体,1917年以后的几年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七十多种,在中国社会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占着优势地位,包括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的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李大钊同志曾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回忆他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常常和一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恽代英在五四时期曾明确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陈延年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话动,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参加过在法国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的编辑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小组有梁冰弦、黄兼生、区声白等人。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

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空谈。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就不象在西方表现得那样明显。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它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人民对这次革命所寄托的希望破灭了,中国重新陷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演出的一幕幕践踏民主,复辟封建主义的丑剧,先不引起人们的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他们对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加不满,极易与无政府主义的虚无思想共鸣。无政府主义宣扬的废除一切国家,痛斥军阀政府的罪恶,争取“绝对自由”的理想,也颇能迎合一些受压迫、渴求解放的人们的心理

五四时期,“新思潮”蜂涌,”“社会改造”的呼声高涨。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出路,因而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注。无政府主义正是打着“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那些要求革命,积极探索改造中国道路,而又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则是难以避免的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唤醒了中国人”,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他们改换了方向,以百折不挠的“研究精神”和“批评精神”,去探求新的真理,他们的立场和思想发生了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确切地概括了这段历史,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

随着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反马列主义的面目更加暴露出来。到二十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障碍。一场大论战,已不可避免。论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就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道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