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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过去了,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还受人欢迎?

2018-4-2 22:4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311| 评论: 0|原作者: 赵祁方、刘景富、马维政|来自: 激流网

摘要: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涉及的问题,是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

第三,关于“反对一切强权”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把“反对一切强权“,即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他们说,凡是国家都是坏的,”凡有政府,皆属万恶”,“国家是所有权威的总汇”,它限制人们的“绝对自由”;“国家就是权力……在权力支配下的人“就不会平等;有国家就有军备,“有军备就有战争”,国家妨害了和平;国家分离了人的感情,“妨碍了人类的共同生活”,所以“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因为“少数人们行使的权威和多数人们行使的权威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因而都必须加以反对。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武器,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指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调和的一个证据。”罪恶的根源,不是抽象的国家形式,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对强权“不可一概而论”,认为凡是强权都是坏的,这样一个“笼统的大前题,已经由历来的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把国家、政治、法律,看作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以改造它,不必将它抛弃不用”。

第四,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领域反对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状态。主张把“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他们攻击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只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才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使社会上的供求相适应,不至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去做,生产必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样。“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可见,“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

第五、在产品分配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

义出发,反对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说:“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有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他们认为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才是平等的。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以有限的生产,来满足个人消费的自由取得,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经过这场大论战,无政府主义由失败而走向没落。它的组织发生了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荒谬,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少数投机政客,反动面目败露,投向反革命营垒。刘师培早被清政府收买充当了暗探,竭力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后来先后做了军阀阎锡山的高级顾问,袁世凯专制政府参政院的参政和上大夫;肖子升堕落为反动官僚,黄凌霜成了国民党CC派的小头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都变成国民党的右派,做了国民党中央的监察委员(张静江短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蒋介石的同伙。到1923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已经不成其为政治派别了。从理论上看,他们完全堕落了。他们用对马克思主义的谩骂代替了严肃的论战,有的人甚至主张搞“造谣革命”,到偏僻的地方利用制造谣言来发动所谓“无政府革命”。剩下少数顽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被承认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经历过许多战斗。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许多战斗中的一次。通过这次论战,为我们正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大发展,使中国的思想战线有了生机。开始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占据着优势,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的旗号是“社会主义”,但它对改造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所做的回答却是极为荒谬和错误的。在政治上,歪曲社会政治革命的内容,鼓吹工团主义的社会改良或一哄而起的所谓“直接革命行动”;在经济上,保护自由涣散的小生产,散布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在组织上,宣扬散漫、动摇的自由主义。总之,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高喊‘彻底革命’口号,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懂社会发展规律,尤其“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时期确实迷惑过一些人,但是通过实践的检验,暴露出伪科学的真面目,终于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斯大林说得好:“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无政府主义的没落,就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

原标题: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及其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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