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认识到：
1.对于“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认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原理》P239）。若将恩格斯的上述设想理解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实现社会公有制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私有制的改造应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进行。
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国短短几年后，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迅速的发展成为工业化强国，在二战中，打败了具有高度工业化水平的法西斯德国。随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纷纷效仿，建立起了以苏联为模式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社会生产力都取得了飞速发展。这说明了建立了社会公有制之后，是可以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
社会主义一百年的发展历史证明：首先，在社会生产力欠发达的国家中实行公有制并不是不可能；其次，在苏联建国初期，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围攻以及之后长期封锁的严峻情况下，只能构建具有战时色彩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实是不稳固的；再次，苏联解体和中国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教训说明，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稳固的主要原因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除了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和旧社会遗留的私有制法权侵蚀等等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缺陷，使得一旦野心家、阴谋家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六卷P572)。
2.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目的是阶级消亡、国家消亡，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我国建国后效仿苏联的国家政治体制不是马列主义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然无法过渡到阶级消亡，反而却在逐渐产生着新的统治阶级。问题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上层建筑方面。
3.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内民族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有抵触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共产主义者来完成。而对于曾经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一旦其信仰动摇或者斗争意志消退，并且通过社会地位获得了对他人创造财富的支配权，进而欺压无产阶级，那么他们就转化为剥削阶级分子了。他们的利益取向的“意识”也就随着阶级地位“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最多还保留着对先前革命经历的记忆和某些生活习惯。对于这种人，无论他们是否身处共产党组织还是国家机构，也无论他之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立过多么辉煌的功绩，他们就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者，理应被清除。如果他们的言行反对和背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就必须被打倒和严惩。
4.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对净化社会风气曾经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第32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般来说，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是随着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变化的，显然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思想改造来建立。
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是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工作重点。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的生存需要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时候，才能逐渐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价值观。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以“造反有理”号召青年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揭发、批判”各级当权派，目的是自下而上的打到走资派和甄别、教育各级干部。
在粉碎了地方官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正面阻挡以及“保爹保妈派”的“西纠、联动”的“血统论”暴行后，“造反派”红卫兵走向社会，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发动群众。人民群众以对其所在单位、地区领导的态度不同而区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针对各单位和地区领导的“批斗”活动全面展开，文化革命这才真正的发动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人、各种势力都被裹挟到了运动中，触及到了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利益，也释放了各种各样的能量。
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的各单位、地区的“夺权”引发了军队走资派“二月逆流”的反扑，直接表现是青海“223屠杀”，到武汉“七二〇事件”达到了高潮。其实质是军队与地方的走资派联手，发动“保守派”反对文化革命。于是，全国各派间的“武斗”急剧升级，而且都在喊着“文攻武卫”的口号。
军队的“三支两军”本应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文化革命的最后保障，军队的混乱不仅威胁着文化革命的成败，更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因此，毛泽东在“七二〇事件”后改变了策略，停止了学生串联，开始“复课闹革命”和促进各派“大联合”以稳定局势。
1968年，在各地“武斗”不断，特别是“造反派”内部持续“打派仗”，经过了对工人、学生一再苦口婆心劝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文斗，不要武斗”还难以平息的情况下，以“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大中专学校的方式强行制止了“武斗”。再以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中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的措施，基本结束了历时两年多“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荡局面。之后，“整党建党”逐步解放干部，以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式，稳定了全国局势，恢复了社会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
1969年4月“九大”平衡了领导集团中“文革派”、“建制派”以及所谓“元老派”的人员比例，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完成遗留任务，将文化革命纳入到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之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
在此后的运动中，实行了“从工农兵中选拔接班人”、“老中青三结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革命”、“工农兵学员”、“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八个样板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改革。不断增加了社会活力。
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众多国家级“大中项目”、“重大科技”、“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建设”、“三线建设”，县级“五小工业”、“社队企业”、“农田水利建设”等工农业建设项目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使得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物价稳定。国家所有行业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初具规模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一片欣欣向荣。
但是，文革前期社会动荡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造成的怨恨未能彻底解决，群众情绪不稳，大多数干部心怀不满。特别是国家领导层的斗争给社会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文革派”内部的嫌隙和分裂，“林彪事件”的发生，导致“建制派”和所谓“元老派”势力上升。类似“红海洋”的形式主义，类似“革命加拼命”脱离实际的口号，以及对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提高生活待遇的某种程度的忽视，都严重脱离了群众，使得走资派有机可乘。特别是在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出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此文被公开张贴之后，人民群众对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招工、上大学的现象由反感发展到了对文革的失望。以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中社会主流情绪倒向了“元老派”。此时的社会局面已经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在文化革命“还有一点尾巴”和“唐山大地震”之后，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呕心沥血的划时代伟人，在悲愤中去世了。
1976年10月6日野心家、阴谋家联手走资派发动了反革命“宫廷政变”，不知所以的群众甚至还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结局与当年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群众要求结束动荡生活，将“雅格宾党人”推向了断头台的悲剧非常相似野心家、阴谋家联手走资派发动的“宫廷政变”得逞后，便宣布了文化革命结束。紧接着，政变集团发动全国范围的清查运动，以“摧毁‘四人邦’残余势力”为理由，“改组、调整”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揭批、清洗 “三种人”，走资派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施了血雨腥风的镇压。之后，走资派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完全掌握了政权。1980年审判“四人邦”，1981年的《决议》以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为理由，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