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的“拨乱反正”，标志着走资派们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以“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诱饵，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幌子，开始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 1979年1月底，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的那位走资派，刚下飞机就去赴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没有列入安排，但很重要”的“家宴”。席中所谈内容至今保密。 对于这位共产党决策层领导的访美，美国依据战略分析，超越“过渡人物”，违反外交规则地给“握有实权”的这位国家副总理予以国家元首的礼仪和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在美国总统举行的国宴上，这个决策层领导荣获了“改革的设计师”头衔。之后才有了国内追加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封号。这是决定性的第一步。此后，才有了“中美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发展”的政治、经济走向。可惜至今很少人知道此中内情。 同年11月，在访美归来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自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见《邓小平选集》第三卷P77）的领导，在没有经过国家正规程序的情况下，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公开发表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言论（见《邓小平选集》第二卷P326）。由此正式启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改造。此门一开，资本主义势力无论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都趁势进行了大力推动。 此后，这位走资派先是刻意模糊社会主义概念，说是“没有讲清楚”（见《邓小平选集》第三卷P91页），然后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见《邓小平选集》第二卷P231页、第三卷P149页），以及1992年南巡讲话中压制姓‘资”姓“社”的争论，并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见《邓小平选集》第三卷P373页）。同时，走资派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舆论宣传工作，甚至组织若干知名的御用文人进行“理论证明”。在此期间，伴随出台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政策，例如：解散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号文件”，“抓大放小”使国有企业纷纷倒闭、转制、……等等。 “市场经济”的大潮反应到社会上，首先是以“康华公司”为代表的高干子女的“官倒”，然后是部分干部及其子女的“下海潮”、出国热，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私人企业遍地开花和“空手套白狼”、“不三不四发大财”，再后就是境内外资本逐渐渗入、侵蚀、影响国家各个行业……。 就是这样,这位“总设计师”一手造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改造”的怪现象，使中国进行了“切香肠”式的资本主义演变。当资本主义演变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行行业业时，出现本文“为什么”章节中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的各种社会现实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性质的经济疯狂发展所取得的“很大成就”。 1992年10月及2004年3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中共十四大《党章》和第十届人大《宪法》，标志着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改造”被法律固定化。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确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最近出台的两个关于土地“三权分置”和“产权保护”的《意见》以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前者实质是要将原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逐步转移给地主资本家，后者实质是给窃取了公有制企业的资本家去“原罪”。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则是为了“稳定并长久不变”这种生产关系。 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官僚特权集团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称经济制度），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现今，“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改造”已经接近到了临界状态。 在这三十多年中，全国上上下下一切“向钱看”，狠抓“经济效益”，各行各业搞“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国民经济由“外向型”发展到了大规模的资本扩张。用资本主义以金钱收入统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方法来衡量，拥有十三多亿人口，两亿多农民工的中国，国民经济确实发展成了贫富分化严重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当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挑起“一个中国”和“钓鱼岛”、“南海岛屿”问题准备打贸易战的时候，我方顾虑的是将会“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依附地位。国家领导人一再祈求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资本主义大国却联手拒绝，索要的条件自然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为此，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一再保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进一步“开放外企、外资”。由此可见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附庸地位。 走资派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改造成了“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衰败到了干部队伍“集体腐败”、社会思想混乱、文化风气低俗、西方宗教势力大肆扩张、民情怨恨沸腾、社会凝聚力瓦解的地步。而随着市场经济推进的不断私有化，已经逐渐发展到了将要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程度。 近两年，国家领导试图以强力反腐、宣传“民族复兴”、“中国梦”、体恤民情和试图以“问题导向的改革”，改革由“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层面扭转颓势，也确实起到了部分阻滞的作用，并且得到了老百姓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究其实质，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却依然延续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人”、“向何处去”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依然没有触及，此后的中国还会继续动荡。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兵临城下”的威逼下，甚至有崩盘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过程中，劳动群众从跟随到醒悟再到反抗，一些干部党员从不知所措到清醒再到公开表述反对，进步力量从朦胧意识到大声疾呼再到探索、寻路。实在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树欲静而风不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批原国营企业职工和原人民公社社员，被忽悠了几圈之后，最后落得个“下岗”、“失业”和背井离乡为老板打工的下场。各地的“上访”、“讨薪”、“维权”、“游行示威”、“冲击当地机关”等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到了“跳楼”和自行建立地方政权的地步。 文革后的国家政权内部曾经有一部分老干部，对“改革开放”以来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演变是持反感和反对态度的，但也仅此而已。有的恐怕是由于背上了反对“文革”、参与“宫廷政变”、鼓吹“改革开放”历史包袱的原因，除了“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的最后感叹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 体制内有一部分还能够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同志。或者当时对文革不理解，或者在文革期间有过受冲击的经历，因而避开了文革后的清洗。在国内资本主义演变愈发明显之时，他们公开表达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演变的态度，并且作了大量的工作，也确实为当时社会上泛左派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但是，或受制于体制，或被边缘化，或年事已高，没有也不可能扭转资本主义演变的局面。 也有一部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同志，一直坚持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行事。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克服种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一些突出的成绩。但是，在整个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压迫下，能够坚持下来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社会上，随着推行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矛盾逐步显现、激化，经过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现实对比和反思之后，出现了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红歌会”和“唱红打黑”社会现象。并且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脱个人利益去“求知”和“践行”的有志者，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影响逐渐扩大到了社会的行行业业。2006年左右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泛左派群体，并且建立了几个红色网站和星罗密布的“沙龙”、“圈子”和“微信群”。在各个群体中既有体制内的干部、学者、教师，也有体制外的产业工人、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甚至小老板。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尚在磨合，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真诚的探索和寻路工作正在进行着。在他们中间不断孕育出能够承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工作的千千万万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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