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从资本主义枷锁下最终解放的指路明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1]。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十月革命尤其对中国革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追求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将十月革命看作一面旗帜，并且对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转化，大大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2]，“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赢得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的重要选择，一些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不断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4]，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中国人一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就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解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从十月革命中学会了三样东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1.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6]。实际上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革命群众的作用，这一认识对毛泽东影响深远。在建党初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7]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8]。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楚前途”[9]。但是，在建党初期，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广泛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一开始接触到十月革命的信息，就对中国革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进行了思考。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10]他将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对比发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与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他号召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11]。十月革命也改变了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给他们以新的革命启示，他们不仅组织团体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且开始重视工农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创办刊物、开办农民讲习所、参与工人运动等方式来积累经验。毛泽东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借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发表演说，鼓舞士气。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1961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向日本共产党访华人士介绍经验时指出，我们的经验“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世时的经验，主要的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的意见”[13]。重视农民的作用。建立工农联盟，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贯彻群众路线的突出共性。毛泽东认为，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从革命的本质上讲，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

3.坚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虽然暴力革命容易带来社会动荡，但暴力革命也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跳跃式发展，因此，不能简单批评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为放眼历史和当时的局势，“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据此，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明确表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4]针对国内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演说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更替演进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亦然， “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 “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15]。针对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的疑问，毛泽东认为列宁主义不能丢，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仍然必要。他提醒人们：“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16]

十月革命还是毛泽东人生历程的伟大转折点，他多次表示自己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轨迹，他们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对当时传人中国的各种“主义”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并积极付诸实践，在十月革命以后，他们开始聚焦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说，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毛泽东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时说： “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17]，“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18]。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19]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弄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相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相似的。十月革命爆发前。虽然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看似并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条件;但是在临时政府无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提出了目标明确的政治主张，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为俄国开辟了一条发展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绝非少数人的“阴谋”，也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20]。中国比俄国更落后，苦难更加深重，先进的人们为了追求民族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而“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2]。而且，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民感到幸运”[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