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几个批判官僚主义的经典文本，均成功塑造了官僚主义者典型。作者通过生动的细节，深刻开掘出他们内心深处革命热情的衰退、灵魂的钝化和理想的失落。但与此同时，也颠倒了问题的因果：他们将官僚主义者个体看作官僚主义问题的原因，而不是看作官僚制度的整体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产生出来的结果。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麻袋厂事件的出现和最终解决，其实是触及了官僚制度的本质问题的案例：形式主义背后，是该制度非人格化的根本缺陷；等待上级和党报介入解决问题的背后，是官僚制度权力等级的根本性质。但小说对问题的根本归因，是刘世吾、韩常新这样的官僚主义者个体，而不是官僚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刘世吾、韩常新身上的根本问题，是“冷漠”、“麻木”等属于个体个性的缺陷，而不是他们在根本利益结构中所选择和代表的利益立场。从个体形象塑造的标准看，王蒙可谓开掘出了刘世吾“灵魂的深”。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曾经充满热情、纯洁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刘世吾从未动摇过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却为何在实际中变成了官僚主义者？这才是问题最深刻的地方，但王蒙的讨论到此止步了，从刘世吾到林震，也到作者本人，最终都陷入迷惘中。 小说借赵慧文之口说出的“灰尘”这个比喻，呈现出这种针对个体缺陷的批判的无力：“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的工作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这一比喻生动地表达了王蒙从官僚主义者个体中看问题，敏锐地感觉到问题存在，却无法准确把握其来源和本质的迷惘和无力之感。其原因，正在于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属于制度结构层面的、带有整体性和本质性的问题，官僚主义者恰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产物。作者仅从个体灵魂探求的角度描述官僚主义者，虽然所塑造的形象充满来自生活的实感，但不能超越小说人物的认识水平之上揭示问题背后的深层本质，而以官僚主义者解释官僚主义问题，就更是本末倒置。 其二，批判方式情绪化。这一时期经典文本的批判方式沿袭启蒙文艺传统，主要是感性地表达知识分子个体的理想诉求和情感体验，而不是理性地揭示官僚主义对革命后果的破坏作用。这种营造个体情绪、倾诉个体情感的方式，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往往表现得脆弱无效。 仍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林震斗争的主要动力是“热情”，是来自苏联小说和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的鼓舞——“像娜思嘉一样生活”的理想。这一产生于感性热情的理想在现实中遇到刘世吾，顿时产生了迷惘和困惑。因为刘世吾本人也曾经“热情”过、“理想”过。刘世吾年轻时代未尝不是延安的陆萍，林震又以什么力量保证自己在实际工作和人生中不变成另一个刘世吾？虽然作者本人未必认同，但小说中出现的对林震的批评（包括来自未被作者否定的区委书记的批评），均指向他仅有热情、易于冲动的情绪化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感性热情对抗官僚主义的无力和低效。 当热情受挫之后，作者通过渲染林震情感上的苦闷——而不是理性上的探索，进一步为林震争取同情。同情和鼓励林震的赵慧文，并未体现出比林震（同时也是比作者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更深刻的思索。赵慧文和林震表达共同对抗官僚主义决心的一段描写，通过月光、音乐、荸荠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情调。这种情感疗伤显然无法构成对问题的真正理解和有效解决。因此，最后林震重新焕发的“勇气”，并不产生于其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仅仅是情感上得到安慰和鼓励之后、也是年轻的热情尚未泯灭之后的“余勇可贾”。作者在这里结束了小说，但读者仍可追问，林震敲开区委书记的办公室之后，能说出比在会上将问题归咎于刘世吾和韩常新更深刻、更切中要害的意见吗？再一次被拒绝之后，这样的“勇气”是否仍会毫发无伤地存在？ 其三，批判立场精英化。批判者形象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众”在这些文本中面目模糊，被摒斥在斗争之外。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的工地上》这三个被视为批判官僚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师转成的干部、工程师和记者），几乎看不到“群众”。一方面，小说批评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另一方面，小说的精英姿态同样也已经“脱离群众”。 在这一问题上，更有意味的是李国文的小说《改选》17。与前三个文本相比，小说似乎体现出离开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立足“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努力。小说着力体现主人公“老郝”的非知识精英气质：文化水平低，不善于写总结作报告，性格朴实、木讷。而且老郝的正面性不在于知识精英式的理想主义的斗争、反抗，而在于勤勤恳恳地为职工生活福利操心奔波。小说的最后，老郝本来在代表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所提出的候选名单中已经被删掉，却因为群众的支持而以最高票当选。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除了结局看到群众的正面力量，在小说的整个发展进程中，都是老郝在孤军作战，群众面目不仅模糊，甚至可疑。小说反反复复呈现老郝为群众谋福利，结果总是大家得利而老郝付出代价。小说通过各种细节展现老郝在群众中的威望，但除了在小说结尾，这种威望既未转化为在实际斗争中对他的声援，也未激发出对官僚主义的抵抗。老郝一次次被降职，直至最后被踢出工会候选人名单寂寞死去，群众对他的态度更多地是“依靠”而不是“支持”，更不是“并肩战斗”。于是，这个处处显示出劳动者特征的工会主席老郝，在小说设置的情境中实质上与林震、黄佳英、曾刚等知识精英陷入了同一处境：他们成了孤独的觉悟者和战斗者，在与“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的战斗中，自己也“脱离”了群众。这种试图改变知识精英立场的努力在更本质层面显示出知识精英立场的根深蒂固和与“群众”的疏离：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一直倡导的反官僚主义的法宝——“群众路线”，在知识精英的文化批判中被抛弃了。 结语 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国过程中，一方面难以拒绝对现代官僚制度和对苏联模式的征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始终试图从群众中找到抵御官僚化所带来的保守、僵化与倒退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避免“第二天”的到来。在批判官僚主义问题上，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呼应、矛盾和分歧，都内在于革命与建设的复杂进程中，既是“人民性”文化理想在中国现实历史中的真切实现，也是人民的主体权力边界、主体性局限的真实体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指向对现代中国革命整体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的反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百年文艺中的“家国”关系变迁——以“五四”至今的文艺为对象》[编号:16BA014]和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这一说法源自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5页。 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3.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4.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317页。 5.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902页。 6.关于中共党内的崇苏倾向，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该书详细描述了从江西瑞金政权开始，中共在人事权力、理论、军事路线等重要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重视苏联模式与重视本土经验的分歧。高华指出，这一分歧在人事上体现为有留苏背景的洋干部、大知识分子与成长于现实斗争中的土干部、中下层之间的长期分歧和斗争；在政党建设上体现为以俄式马列主义改造农民政党还是以农民政党特色抵抗俄式马列主义的长期分歧；在军事路线上体现为学习苏联城市化、正规化军事路线还是坚持农民式游击的分歧。 7.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2页。 8.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9.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1949-1976》，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10.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 11.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12.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4页。 13.同上。 1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同上书，第258页。 15.同上，第250页。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第二章《官僚制支配的本质、前提条件及开展》，引文见第21、46页。 17.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1949-1976》，第258-268页。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