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 “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302]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 [303]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304] “培根至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305]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306]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7月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307]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308] “司徒雷登致艾奇逊”(1949年7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09]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7月2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310]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8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31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12]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访苏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313] 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14]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315]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3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316]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17]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7页。 [318]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页。 [319]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2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320] “艾奇逊致驻印使馆”(1950年10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321]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0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页。 [322]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1月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323] “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1951年5月17日)(NSC48/5)，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24]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32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75页。 [326]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327] 西藏和平解放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与夏格巴等保持着密切接触。西藏地方的伪“人民会议”在1952年被取缔后，又一批分裂分子到达印度。达赖的兄长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经常往来于印美台之间，对达赖喇嘛及其周围官员颇有影响，成为分裂势力的骨干。据作为译员参与在印密谋的乔治•帕特森称，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系从未中断。1953年，土登诺布与中央情报局接触，1955年，西藏大商人邦达昌又和美国代表见面，美国当时提出一个关于叛乱的十年计划，目的是破坏中国对西藏的治理。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与嘉乐顿珠签订协议，最初请他收集情报，而后开始策划游击战。在此背景下，1956年2月底，分裂分子在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叛乱，靠近中国的印度小城噶伦堡成了叛乱分子的指挥部。公布扎西等叛乱头目通过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与中央情报局接上了头，在嘉乐顿珠的安排下，中央情报局于1957年从在印藏人中选拔六名青年，送往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其中的两名于当年8月被空投到拉萨南面的桑日宗，使命是敦促达赖喇嘛向外国公开请求帮助以反对中国的统治。两人携电台潜入拉萨与公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于1958年1月在罗布林卡与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密谈，5月，两人到达叛乱分子的山南总部，很快，美国就在哲古地区空投大批武器弹药，计有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40000发。此外，美国还从尼泊尔和锡金偷运武器弹药给山南的叛匪。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8] 来源：“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29] “驻韩大使道林发给国务院的电报”(1957年5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330] 这次叛乱也被蒋介石集团认为是“反攻大陆”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声明“一旦中共政权瓦解，他的政府将‘帮助西藏人民按照自决原则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3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为大陆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西藏起义增加援助。”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448页。 [331]“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332] “备忘录”(1959年4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333]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页。 [334]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备忘录”(1959年5月5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页。 [335]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336]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37]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338]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为存档而做的备忘录”，(1960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339]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40] 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341] “关于303委员会的备忘录”(1968年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342]“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探析”，http://ckzl.net/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6465。 [343] 美国五角大楼从1997年起开始每四年起草《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规定美国此后四年的国防战略、军队建设等重要防务问题。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要求美军必须具备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特别突出的是，美国防部政策制定者把这场战争地域还有意进行了具体化，认为这两场战争的地区分别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某个国家。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在美国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台的。评估报告将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一个具体国家。该报告强调反恐作战思想曾使外界一度误以为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构想。正在制定的新防务报告原则认为，一支经过改造的部队即使正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也应该能够达到对它提出的大型战争要求。美国防部2006年2月3日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军必须具备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此被媒体称为“双战计划”。报告提出“1421”军事战略，具体而言，“1”代表保卫美国国土;“4”是指在全球4个关键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岸、中东/西南亚)拥有遏止战争的能力;“2”指的是迅速在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取胜;最后一个“1”是指以决定性优势击败其中一个敌人并在必要时占领该国的能力。“双战计划”要求五角大楼通过对现役和后备兵力进行转型，使美军保持同时打两场大型战争的能力，即能够在一场战争中击败并占领一个敌国，同时击败另一个敌国但不必占领其首都。 [34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年7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345]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5日、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15页。 [346]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347]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348]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349] “道格拉斯致艾奇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6页。 [350]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351]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352] 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353] “关于特别小组的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354] “代理国务卿狄龙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1959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355] 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356]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p.56. [357] “艾奇逊致亨德森”(1949年12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58]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1月2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359] 转引自沈开运、达玛等著：《透视达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360]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361] “培根致石博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362] “亨德森致艾奇逊”(1950年3月8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页。 [363]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364]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1页。 [365] 吴建民:《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366] 参阅张芝联 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59页。 [367]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挡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1、1202页。 [368] 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3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载于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三节，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24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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