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来了，马克思怎么看？

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雇佣劳动者吃亏，吃亏的是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工业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却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214]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正是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业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的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

先生们，请不要以为工人在谷物价格较贱时至多收入4法郎，而过去却收入5法郎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

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它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粮食来购买其它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幻想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是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并仅仅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法案获得通过;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它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拋到了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它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它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它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它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苏[注：法国旧铜币名，等于1/20法郎。——译者注]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会对你们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大量的消费需求要求大量的生产，而大量的生产又引起了对人手需求的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