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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

2018-4-7 23:0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849|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海螺社区”

摘要: 长久以来,这个句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这句话出发,我逐渐提出了一种对历史运动的解读,这种解读以不平等的发展这个概念,及其转变的可能的不同进程(转变最可能从它的边陲而非中心开始)为焦点。我也在澄清以下两种回应挑战的模型的意义上做了一些努力,这两种模型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衰落的方式。 ...

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

我一直分享着这样一个我相信,从《宣言》到恩格斯所亲历的第二国际的第一个时期,也为马克思本人所持的观点。我提出的分析,与资本主义漫长的成熟——十个世纪——和世界不同区域对此成熟做出的贡献(中国、伊斯兰的东方、意大利城市、以及最终大西洋的欧洲),其短暂的鼎盛时期(二十一世纪),以及最终,它长期的衰落(表现为两次长期的系统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890年到1945年,第二次则是从1975年至今)有关。这些分析的抱负在于,深化在马克思那里还只是直觉的那些看法。

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

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一样,一直平稳地流传至今。没有一个十九世纪中期写的文本,像《共产党宣言》一样,直到今天还一直有效。甚至今天,这个文本的所有段落,都还对的上——甚至比1848年更符合——当代的现实。从在当时很难说明显的前提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被后来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展开充分巩固了的结论。在本文中,我将给出进一步发人深省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受启发的先知、是能够在水晶球中读出从他们的直觉来看异常的存在的巫师吗?不。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好地——在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时代来说也如此——理解那个定义了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的存在而已?马克思一生致力于通过对新的经济(从英格兰的例子开始)、和新的政治(从法兰西的例子开始)的双重考察,来深化这一分析。

我在《1917年10月革命,一个世纪以后》(October 1917 Revolution, a century later, 2017),第三章,《读资本论》第四十一页写到过这个主题。

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呈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何以资本主义与更早之前的社会形式不同的,严格的科学分析。《资本论》第一卷便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它直接地澄清了私有产权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的普遍化的意义(并说明了,这个特征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哪怕之前商品交换就已经存在的),特别是,价值和抽象的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从那个基础出发,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了,何以无产阶级把他或她的劳动力卖给“有钱人”这件事情,确保了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者,反过来,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价值的支配,不仅统御着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再生产;还治理着现代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异化这个概念,指出了那个意识形态机制——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统一,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得到表达的。

共产党宣言,一百七十年后

《资本论》

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肯定的智识与政治工具,也证明了,它自己就是正确预言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演化总路线的最好工具。没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外——或者说,常见的情况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思考这个现实的尝试,得出类似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思想的错误,特别是其“经济科学”(马克思非常合理地把它描述为“庸俗”经济学)的错误,是大师级的。由于它没本事理解就其本质实在而言,资本主义是什么,故而,这种异化了的思想,也不能想象资本主义社会将去往何处。未来将由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革命将终结资本的支配)来塑造吗?还是说,资本主义还能继续苟延残喘,并因此而开启通往社会衰落的道路?资产阶级思想忽视了《宣言》提出的这个问题。

的确,我们在《宣言》的第七页(引文均出自拉法格的法译本,Temps des Cerises, 1995)读到:

“……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恩引文所用译文均出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下不赘述。——译注)

长久以来,这个句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这句话出发,我逐渐提出了一种对历史运动的解读,这种解读以不平等的发展这个概念,及其转变的可能的不同进程(转变最可能从它的边陲而非中心开始)为焦点。我也在澄清以下两种回应挑战的模型的意义上做了一些努力,这两种模型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衰落的方式。

我已经在《阶级与民族》(Class and Nation, 1979)里的《革命或衰落》一章的第250-252页,254-255页写过这个问题。

通过选择从普世经验推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我们已经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关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前资本主义模式,朝贡模式的表述,一切阶级社会都趋向于这种模式。西方的历史——古罗马的建成,其解体,封建欧洲的建立,以及,最终,重商主义时代绝对国家的形成——也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地方,则是通过不那么断续的,完整的、朝贡国家的形成(中国是其中最强力的表达)来表达的。在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中,奴隶模式不如朝贡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那么普世;它是特别的,严格来说,是在与商品关系的延伸的关联中出现的。此外,封建模式则是朝贡模式的原始的、不完全的形式。

这一假设认为,罗马的建立与后来的解体,是建设朝贡模式的不成熟的尝试。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需要罗马帝国那么大规模的朝贡集中模式。在这第一次夭折的尝试之后,是一次强力推动的过渡,从封建的分裂开始,在此基础上,集中再一次在西方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框架内得到了恢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西方的生产方式才接近完全的朝贡模式。而且,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西方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达到帝制中国的完全的朝贡模式的水平;这无疑不是巧合。

西方的落后——这在罗马的夭折和封建的分裂那里得到表达——当然给了它属于它的历史优势。的确,古代朝贡模式的特定要素,与野蛮人的公有模式的特定要素的结合,是封建主义的特征,并给西方以其灵活性。这就解释了欧洲经历整个朝贡阶段的速度,它快速地超越了东方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超过了东方,并进而发展为资本主义。这种流动性和速度,与东方的完全的朝贡模式在演变上的相对僵化与缓慢构成了对照。

无疑,罗马-西方的案例,不是夭折的建设朝贡模式的尝试的唯一例子。我们至少还可以辨识出三个这一类型的案例,每个案例都有其自己特定的条案件: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的案例,印度的案例,蒙古的案例。在这三个实例中,建立集中化的朝贡体系的尝试,都远远领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至于,它们没法把这个体系稳固地建立起来。在每个案例中,集中化的形式都很可能是特定的,国家、类封建、和商品(这三种)手段的组合。比如说,在伊斯兰国家,商品集中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续的印度的失败,一定与印度意识形态的内容相关,我曾拿印度的意识形态来和儒家对照。至于成吉思汗的帝国的集中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极其短命的。

当代的帝国主义体系也是一个世界规模的,“剩余”(the surplus)的集中化的系统。这个集中化,是在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法则的基础上运作的,并且以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的臣民边陲的支配为条件。我已经说过,世界规模的资本的积累法则,是一种形式的,在此规模上运作的价值的法则的表达。服务于价值的集中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特征,是积累的加速,和体系中心生产力的发达——同时,在边陲,生产力则受到阻碍、变得畸形。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他们的历史。动物和非动物之物都不能控制它们的演化:它们服从于演化。实践概念是为社会所专有的,是决定论和人类干涉的综合的表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也是为社会所专有的,它在自然中没有等价物。这个关系不是单边的。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的需求的反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社会就永远是异化的,而要看到何以社会能够成功地解放自己,也就不可能了。

这就是我们提出,要区分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两种,在质上有差别的类型。如果这一过渡是在无意识中、或带着异化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影响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允许他们控制变革的进程的话,那么,这个进程看起来就像是以一种类似于自然的变化的方式运作的了,同时,意识形态也就变成这个自然的一部分了。我们用“衰落的模型”来表达这种类型的过渡。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形态成功地提供了人们所欲的变革的总体的、实在的维度,那么,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谈得上革命。

为成功地把资本主义思考为一个在整个未来时间里都将存在的合理的体系,为能够思考“历史的终结”,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得不忽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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