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消解

尽管“看不见的手”极为著名，但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些学者看来，它并没有得到证明。正是这样，才有法国学者瓦尔拉提出一般均衡问题，才有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问题的数理推证。与一般的理解相反，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问题的数理推证不是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普适性，而是证明了它的不存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神话世界里(如没有垄断、没有外部性、没有公共物品、没有不对称信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没有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连续性、严格凸性、严格单调性、严格区分各种市场)，才存在一组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因此，对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工作的正确理解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体系。再进一步看，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由于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实际的市场价格都不可能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价格，而只能是某种实然性的非均衡价格。也就是说，总是会存在某些甚至大量市场处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看不见的手”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就这样被现实打破了。这就意味着市场不可能全部决定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

在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失去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是否可以算作一个差强人意的经济理论而被人接受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首先，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的优化至关重要，但产品创新本身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该产品的良好的市场。一方面，迄今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创新许多来自中小企业，原因却是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可以损失的利润，或者受到来自竞争企业的压力，从而只有创新一途可搏，这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创新。创新成功的资本家可以制定一个很高的价格，并从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且他会尽力地维持这个状况，直到无法维持为止。另一方面，当创新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巨大的投资时，以追求私人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家们一般会望而却步。这就使得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创新能力很强，也无法实现创新的潜力，更不用说一些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甚至不去利用其已经拥有的创新了。这就说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创新问题。考虑到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说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

其次，在产品创新之外的既有经济生活领域，依然存在大量资源配置问题是市场机制所无法解决的。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诸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兴起表明，西方经济理论界已经对新古典资源配置概念的狭隘性达成共识。比如，经济地理学或新经济地理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资源在不同区域内的配置问题，公共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问题，产业经济学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产业组织问题，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也都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它们各自考虑的资源配置问题等等。这些分支学科中有些尽管使用新古典理论的工具来分析它们所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它们确实已经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共同否定。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不仅是鸡毛蒜皮、无足轻重，而且是极其片面化的。它所谓的资源配置根本不是资源配置的全部，而只是众多资源配置中的一种或一个环节，即便这个环节重要，也不能否定其他环节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些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三，早在100多年前，在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预先消解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资源配置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把消费者福利(效用水平、代表民生)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仿佛其能代表消费者利益，仿佛市场机制就能让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仿佛市场机制是一种神奇的资源配置工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理论(被称为间接效用函数理论)，对于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工人阶级来说，其福利是由其实际工资决定的。由于所有工人的阶级地位类似，工资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如果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人的假设，所有工人就只能得到差不多的效用水平。只有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取得的收入是远远大于工资的利润，才有可能得到其想要的效用水平。因此我们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也能得出如下结论，即资本家过着比工人阶级好得多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配置问题吗?对于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一向是闭口不谈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世界愈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这样看来，重要的资源配置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下的消费品数量、投入品数量，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利润和工资的比率。如果我们非要抽象地来定义资源配置，那只有利润和工资的比率这一简单变量才有资格来作为它的定义了。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者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也就是自欺欺人了。

第四，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所配置的资源即使达到帕累托有效，也不足以支持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帕累托效率定义为他们所关心的唯一效率，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效率具有现实性，而是因为它的非现实性。毕竟，只有在排除了许多具体的社会主体的抽象经济模型里，才存在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在现实世界里，由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经济主体的任一改善都会损害到至少一个其他经济主体，因此不存在应用帕累托改善的场合。特别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推翻压迫、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不是帕累托改善)而达到。所以，把改革、改善措施仅仅限于帕累托改善，实际上就是要把那些危害压迫、剥削阶级利益的改革、改善全部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因此，表面上看来具有合理性的帕累托效率实际上是非现实的。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具有这个非现实性的效率，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可以给自己披上学术的外衣，而且让这个概念不得罪资产阶级，而通过强调这个效率指标，并排除其他平等、公平指标，还可以向资产阶级献媚。至于它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那就无关紧要了。

基于以上分析，新古典理论的所谓价格配置资源，最多只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价格(体系)和这个价格(体系)所对应的产量和需求量的一种感觉而已。新古典理论把它上升为唯一的资源配置，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西方一些学者经过不同(更为复杂)路径，如斯蒂格利茨等通过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致的结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这种一致性也反衬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指导理论的正确性。

在西方学界对新古典理论的非科学性越来越达成共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遗老遗少和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者被迫承认出清市场的一般均衡价格的不存在性，但依然把纯粹市场经济宣称为参照系。其实，把纯粹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比求剑刻舟还要荒唐。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例，如果我们用时间来衡量它与现实的距离，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了。经过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科学论证，100多年后的今天，其与现实的距离就更可想而知了。这种距离足以让我们找到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但更具现实性和可靠性的参照系。在物理学界，人们总是要选择最好的参照系进行工作，可是以移植物理概念起家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就不遵循物理学界的原则了，这又一次表明了他们的言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