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经济发展史证伪市场经济的实践有效性
如果说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因其理论不完全正确而不值得全盘接受，那么市场经济模式是否在实践中支撑了西方国家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只需要看看美国经济史就可以明白了。
首先，根据实际GDP增长率这种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较好的衡量指标，美国在过去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可见美国经济增长率并不高。然而，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结果，1774年美国GDP虽然只相当于英国的1/3强，但到了1913年时，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其次，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市场经济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这是中国等其他国家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市场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众多有利条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而非洲土著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只是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进行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享受，而中国等国发展市场经济能够像美国那样获得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吗?
第三，与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时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不前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在中国不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100多年中，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即使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如此领先于世界。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得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在这种外部条件差异的作用下，中国等国采用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类似西方的那种增长吗?
第四，美国市场经济不仅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率很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增长。与之相比，苏联经济曾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苏联经济必然有不同部门和行业的交换，而市场的本意是交换的场所，所以，苏联经济必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市场经济。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丘吉尔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所取得的增长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认可。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也是成功的。而且丘吉尔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经济平等性程度远远高于英国爱因斯坦在1950年写给纽约大学的一封信中，盛赞苏联：“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就是从苏联解体前后对比看，斯大林所留下的遗产也使得苏联在他去世近四十年后依然能够向普通百姓提供比西方所谓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福利。这些对比都证明，存在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而在和平条件下，在保证经济平等的前提下，更快的增长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享受其本来可以享受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其经济发展战略存在较大的可改善之处。这是一种巨大的可避免成本。。至于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等基础上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他问题，即使确实存在中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只建设了几十年。按照西方标准，它的经济会存在许多问题，但如果按照科学的标准，许多按照西方标准、说法而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优点、优势。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盛行，就是用西方标准、说法来判断中国的历史。，也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市场经济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势头。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从资本本性来说，资本家只有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才进行投资，而美国的低利率表明资本家对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了。正是在这种悲观心理支配之下，美国次贷市场才长时间畸形发展。它们共同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也与中国等国的经济兴起有关。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中国又怎能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正陷入一种两难体制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债台高筑的境地西方国家是资产阶级政府，其征税能力受到金钱政治的影响。即使有强势领导人出现而使其征税能力增强，资本也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避开国内税收。。如果无法干预经济，雇佣工人大量失业，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则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独享新技术的利益了。可以预见，中国如果因学习美国模式而陷入与其类似的两难境地，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的困难将会比美国大得多。这也反证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
综上所述，市场在西方也不具有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本身是被生产者和需求者及其所发展的上层建筑所决定的。可以说，这一点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学者的共识。一些被西方归于新古典理论的学者，其实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反对者。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既然一般均衡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成就，既然阿罗-德布鲁定理不是对一般均衡定理实践有效性的证明，而是对它的彻底的证伪，阿罗和德布鲁就不可能是新古典理论的学者，而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了，是反对把新古典经济学用于指导实践的学者了。再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兴起的诸多分支学科看，可以说，在西方已有大量接受新古典理论教育而反新古典理论的有影响的学者存在。从他们所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看，市场不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美国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并没有让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产生增长奇迹，也没有让美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此，这些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定位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美〕安德斯·阿斯兰德：《为什么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刘兴坤译，《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程恩富、谭劲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3]何自力：《超越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4]刘灿：《私人财产权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马克思财产权思想的理论解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3期。
[5]卫兴华：《中西方学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认知与论述的差异》，《红旗文稿》2015年第4期。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张艺，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生;龙斧，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杜克昆山大学管理学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