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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

2018-4-11 22: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85| 评论: 0|原作者: 风雨如

摘要: 今天,当又一个戊戌年到来的时候,回首这桩往事,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肯定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三、清末改良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


    列宁说:“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这里说的是改良主义的本质。应当说,在当时,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即使“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戊戌变法的历史进步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改良派希望通过改良逐步变封建君主zhuan zhi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第二,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改良派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它是一次思想观念的解放运动,改良派提倡新学、主张民权,对封建思想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的失败,对冲击顽固的封建统治的各种尝试,提供了一种告诫:既然连温和的、只是在封建统治基础上修修补补的改良措施,顽固派们都不肯接受,那么,接下来就只能采用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方式了。可以说,许多改良派人士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毅然决然地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肯定是听到了、听从了这种告诫的。令人惊奇的是,历史老人似乎也有一种预感,两年之后,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就像怒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了。


    在论及戊戌变法积极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涉及它的历史局限和消极意义。对此,胡绳分析得非常深刻:


“维新派是以批判封建制度和‘为民请命’(自称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的姿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民大众。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并成为后者的附庸这一个事实,也丝毫没有触及。因此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自觉地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去进行批判,相反的,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无可挽救的灭亡命运是抱着无限悼惜的心情的。他们不是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是为它唱着绝望的挽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页)


康有为“幼年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下层农民起来造反有多么大的威力。他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就是因为要避免革命。他不敢设想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只能希望和要求封建统治阶级自动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以共同建立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由此可见,“没有触及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和“要避免革命”,是改良主义者身上无可救药的致命伤。


    四、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


    一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温和的改良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总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用宫廷政变兼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下去了。慈禧太后“这个妇人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日益加深地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她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而她血腥镇压以北京为中心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她所做坏事里最坏的一件事。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强大,在于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而导致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当时改良运动倡导者,如光绪帝、翁同龢、张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虽然思想上各有不同,一般说,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希望中国也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但客观条件绝对不能允许。因为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结合,确立了强大的统治机构,任何改良如果妨碍了他们,必然予以严厉的打击。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戊戌以后各种改良运动无不失败的原因也在此。”(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294页)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改良派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倚赖的光绪皇帝,对待改良运动究竟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胡绳说:“光绪皇帝并不真正是维新派的皇帝,他不可能真正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历史不允许他做日本的明治天皇。章太炎曾经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对于百日维新运动斗争作过一个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光绪皇帝所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知道不实行变法,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百日维新,是为了保自己的权位。如果那时太后死了,他能够独揽大权,他的那些‘新政’也只会败坏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反过来武力镇压坚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章太炎的这个推断是很有见地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7-568页)既然改良派们所无限忠心的皇帝竟然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改良主义运动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镇压,改良运动也是不会走得太远的。


康、梁对光绪皇帝抱有无限的幻想,幻想通过皇帝的权力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用渐进的方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社会变革,使中国“复兴”到历史上的某一个“盛世”。但是,他们看不到:光绪皇帝实际上同顽固派和洋务派是一体的。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斗争,但那只是党派之争或权力之争。在政治路线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被光绪皇帝的华丽外衣所迷惑,是改良主义领袖们天真的地方,也是他们糊涂的地方。


当然,个别的改良主义领袖只是把改良运动当作自己向统治阶级内部寻求出路的政治跳板,那就不是天真和糊涂的问题,而是政治动机问题了。在改良派的队伍中,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人。“例如李盛铎原是‘煲锅会’发起人之一,后来顽固派群起反对,他也连奏三本攻击‘煲锅会’,托报馆登载全部会员名单,抽出自己的名字不登,求得顽固派的信任。又如孙家鼐原是‘帝党’中坚,翁同龢被逐,他暗中转向顽固派,排挤康有为。维新派中层分子中,这一系人占大多数,一遇风色不顺,就散走或反噬。”(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第9版,第306-307页)他们这些人,在改良派和顽固派、顽固派这一翼和那一翼之间的政治空间中,见风使舵、左摇右摆,是混在改良派队伍中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实在是给真诚的改良主义者的脸上抹黑,给改良主义运动抹黑。既然如此,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镇压,改良运动中的这些投机家们,也是会把改良运动葬送掉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在于变法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自上而下的变法也不可能发动人民群众。改良主义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同人民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他们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也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更害怕人民的力量。康有为一再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不及时变法,则“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这不就是对人民力量的惧怕吗?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0页)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言的作者简夷之在评价清末谴责小说作家时所说:“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正因为他们惧怕人民的力量,所以,他们的眼睛只能向上看;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只寄托在一个靠不住的皇帝的身上;所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是最深刻、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改良主义者们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他们没有介入这场运动。但是,不久之后,当阶级搏斗进一步尖锐化的时候,革命派就取代改良派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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