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

    五、清末改良主义运动领袖的命运

    应当说，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基本是站在历史所要求的高度上了。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虽然运动领袖们的主张和做法也有错误，但那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致，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们的。但是，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们却没能汲取血的教训，没有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而前进，而是顽固地、变换方式地继续推行他们那种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改良主义主张。他们沿着改良派（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派（“预备仿行xian zheng”时期）—→保皇派（辛亥革命时期）的路子，一路走了下去，并且一边走着，一边永远不厌其烦地嘟囔着“煲荒旧锅，煲荒旧锅”……就这样，他们从历史潮流的前列，一直走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不光彩的一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也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康的住所拜访，企图说服他们转变立场、加入革命，但是，一片好意被他们拒绝了。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对此有一段记载：“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jin shang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jin shang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jin shang’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1900年，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康、梁策划了一次以“请光绪帝复辟”为主旨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当时，康有为在向华侨募捐的信中，一方面污蔑义和团，一方面呼吁“救上”、“迎上”。在他的心目中，只有皇上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就是救世主，正像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明圣如天赖我皇”。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创办刊物，批判封建道德，揭露清廷腐败，介绍西方文化，宣传民主思想……加之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大气磅礴，具有极大的鼓动性，所以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他在度过了短暂的于改良和革命之间自相矛盾的摇摆期之后，在1903年，就毅然决然地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45页）这说明他归根到底没有摆脱改良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在辛亥革命前的1906年，清王朝颁布了“预备仿行xian zheng”谕旨。“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立xian zheng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备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5页）这段话充分揭露了“预备仿行xian zheng”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新政”，改良派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立宪派为自己的主张编织了种种理由。康有为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而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1907年，梁启超在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说：“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他在同革命派的辩论中又说：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他还说：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不必革命”、“不忍革命”、“不能革命”、“不可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梁启超遗稿》）在他们看来，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革命派则以大无畏的精神对立宪派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们说，中国近几十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悲惨事实，难道不都是清廷造成的吗？清廷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消除“内乱”，才能战胜“外敌”，才能防止中国被瓜分。这同不久前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一文中所说“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5页）以及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所提“欲御外侮，先清内患”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派还说，如果害怕“内乱”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31页）。“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尚忍言哉！”（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9页）

    胡绳写道：“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1-722页）“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3页）“对于立宪，清政府是假戏，立宪派是真做。而假戏真做的结果，是清政府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群众反抗情绪的大高涨和反清队伍的大扩展。因此，立宪运动不是巩固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而是加快了它的死亡。”（《中国近代史百题》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页）

    武昌起义后的1913年，康有为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此时，光绪已死，他就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此间，康有为还攻击辛亥革命，把民国以后的政治混乱归罪于辛亥革命。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痛斥康有为：民国以来的混乱与黑暗，正是因为革命受到了阻力，而阻力之一就是你这个保皇党人。

    梁启超1912年10月回国。他虽然不支持康有为的复辟行为，却一度支持窃国大盗袁世凯，行走于袁氏门下。后袁氏撑地之心暴露，梁启超遂与蔡锷等人发动武力反袁的“护国运动”。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中国政坛。“梁启超一生的政治实践，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再破产的记录。在中国近代，改良派的道路只能是：或者向左转入人民革命阵营，走向进步；或者向右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的怀抱，走向反动。梁启超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因而，他最后被历史所唾弃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670页）这一段评论，也同样适用于康有为。

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令人炫目地闪烁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两颗政治明星，就这样黯然陨落了；不，就这样被人民和历史无情地抛弃了。清末改良主义运动领袖的历史命运告诉我们：“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