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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现代新闻发现之旅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2018-4-12 22: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328| 评论: 0|原作者: 范雪|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1930-40年代,不少来华的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并到访了中共根据地,他们在根据地的经历以及关于这些经历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促成许多人了解、向往中共。这些西方人为什么亲近中共?他们如何理解中共?

去神秘的亚洲

在斯诺之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弗来敏(Peter Fleming)曾有机会成为历史性的访问毛泽东的第一人。1933年,他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来到中国。1934年,他到了蒋介石的江西剿共前线,进而穿越江西、湖南、广东,以观察中国政治与中国共产党。在他之前,还没有外国人去过“反共”前线。尽管弗来敏当时还搞不清神秘且吸引人的中共领袖是叫“毛泽东”还是“毛东泽”11,但从他撰写的文章看,弗来敏对中共历史和中央苏区现状的把握相当周全。比如,他注意到江西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党的关系,了解苏维埃的土地制度、作战兵力等方面的情况,指出中共的党指挥军的特征,判断出红军将会离开江西,要么东进福建,要么北上。12弗来敏的这些文章部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1934年以《独行中国》(One’s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为名结集出版。

埃德加·斯诺的现代新闻发现之旅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激流网图 2:《独行中国》初版本

当时,弗来敏拥有的信息非常珍贵,在关于中共的某些问题上,他自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权威人士”,所掌握的信息“绝对是独家的,而且,我认为,是外国人所能掌握到的最准确的信息”。香港和上海的当局也都在急切地向他了解情况。13但弗来敏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把红军制造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或凭借来自中共的独家信息一举奠定自己的声名。抗战爆发后,他在1938年访问了延安并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延安观感。14这篇报道对延安的教育、八路军、毛泽东和延安的整体风气,都不吝赞赏。但此时的延安已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共与红军这个题材已完全烙上斯诺的名字,西方记者后来的采访不可能再有一鸣惊人的效果与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在四年前,1934年的弗来敏却没有像两年后的斯诺那样在报道红色中国方面取得开拓性的成功,《独行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及《红星照耀中国》,以至我们现在几乎不知道有他和这本书的存在。

如何理解这种影响力的落差?客观来看,如上文所言,《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中共和斯诺双方都具备的新闻运作意识。同时,斯诺拥有比弗来敏更好的接近中共的人际资源;而中共在统一战线确立后逐渐调整了政策,积极建立和发展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与有着极强新闻意识的斯诺相比,弗来敏怀抱的是一种更老派的探险兴趣。在来中国之前,弗来敏已在其他国家广泛旅行,旅行成果编辑成书,名为《巴西冒险》(BrazilianAdventure)。《独行中国》出版后,他继续在中国旅行,后在1936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鞑靼通讯:从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行》(News FromTartary: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显然,《巴西冒险》和《鞑靼通讯》是与斯诺的新闻写作截然不同的作品,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称弗来敏贡献了一种“独特的旅行书籍”15,而这种旅行属于弗来敏和拉铁摩尔所熟悉的一种朝向神秘未知的冒险传统。

从1930年代这个时间点回溯,西方人在中国的探险旅行是伴随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展开的。我们熟悉“资本主义从海上来”的说法:中国的东南沿海门户被迫敞开,中国自此被卷入全球化的经济与贸易里。广州、上海、青岛等城市吸引了很多西方人与他们的企业,成为传统中国与外面世界激烈碰撞的场所。在东部中国逐渐被世界认识的时候,一批在阶层上属于知识与文化精英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内陆边疆。到这一区域探险的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这样描述这种关注的发生:“俄国军队最终为进入那里廓清了道路。从此之后,地理大发现和考古大发现便接踵而至,层出不穷。”16发生在中国内陆边疆的现代探险由欧洲人主宰,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极为活跃。一系列科学性的组织在中亚探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往往是探险活动的发起者与赞助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类“地理”学科的组织、博物馆和考古学会。

今天看,这些探险活动具有考古学意义。但在当时,新疆是中亚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域,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亚洲大陆腹地的探险和科考活动,有明显的扩张与抢占势力范围的意图。这些活动发生的环境,在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中亚地区尚未形成明确的国境线,人们关于中国西北几个省份的区域意识也跟现在不同,再加上内忧外患,特别是政治上的割据和列强造成的分裂,致使国家的内陆边疆出现相当大的松动。国民政府成立后,这一状况发生扭转,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与国家宝藏归属的意识大大提升,许多在西域探险的西方人受到国民政府的监管,亦有人被驱逐出境。17

这些在中国冒险旅行的人的身份是混杂的。他们是冒险家,是科学家,也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观察者,是对中国有感情、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国时局的人。他们留意到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疆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网络的重镇,而中国本土的共产党也在逐渐壮大。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谈到过新疆共产主义发展的问题。18拉铁摩尔和弗来敏更进一步,拜访延安,一窥神秘的中共和毛泽东的真相。这是一个发现中国的混杂的时刻。当时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写,一部分属于像斯诺这样的报道,有很强的新闻性与政治倾向;另一部分则更多地与整个亚洲去神秘化的过程有关。弗来敏属于后者。

一些旅行和写作兼有这两个类型,比如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的中国行。福尔曼的身份亦同地理科学组织有关。他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32年,福尔曼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旅行,并出版了其藏地冒险的作品《穿越禁地西藏》(ThroughForbidden Tibet)。1940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问世。这本书有一个典型的异域冒险的名字:《追寻地平线——现代马可波罗的冒险》(Horizonhunter: the adventures of a modern Marco Polo)。这本书描述了福尔曼在大萧条时期来到中国销售军用和商业飞机,并以此为契机,在满洲、青岛、南京、上海、陕西、西藏、蒙古高原、兰州、陕北、日本、台湾、苏联和波兰的广泛漫游经历。福尔曼也到访延安并采访了朱德、贺龙等红军领袖,但他的兴趣并不是将延安或旅程中的任何一站做新闻专题式的呈现与写作。这本书的题目“现代马可波罗”表达了他的兴致所在。福尔曼在序言里定义了自己的旅行志趣:探索、冒险、远方。19

但是,到了1945年,福尔曼出版了一本专门写共产党解放区的作品:《北行漫记》(Report fromRed China)。1944年,经重庆政府允许,一批中外记者赴延安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福尔曼是记者团一员,他在中文世界里为人所知,主要就是因为这本书。与他之前的中国书写相比,这本书是非常典型的新闻专题性的作品。福尔曼在采访前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给毛泽东的问题清单,并在书里详尽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共产党之于战争时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意义。这本书很快就在1946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它有一个《西行漫记》的姐妹篇式的名字:《北行漫记》。

弗来敏和福尔曼的例子提示我们,尽管都以红色中国为主题,但在时间上,探险漫游式的写作与新闻专访有先后之别。这一时间差与当时亚洲正在发生的一个历史趋势有关:国家边界与国家权力的意识正在崛起。在1930-40年代,那种来自地理发现时代的探险传统与现代新闻报道,都关注到了中共和红色中国,但呈现方式有很大差别。现代新闻从业者对异国的观看,比冒险家们更重视国家的意涵,更有意识地把对象处理为具有国际政治意义的话题。因此,斯诺创作的红军和毛泽东,既是新闻史上的典范,也构成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重磅事件。与之比较,弗来敏和福尔曼的漫游与写作更加个人化,也更浪漫主义。他们对红色中国感兴趣并意识到其政治意义,但却并不怀揣记者式的热情去处理这个题材。在新疆、陕北或中国其他地方的漫游,是当时对非西方世界去神秘化进程的一部分。红色中国在这些作品里,往往被一带而过。1930年代之后,亚洲国家的边界和主权愈发清晰起来,这在客观上使个人化的、不断穿越边界的探险与漫游活动越来越受限。无论是斯诺还是写作《北行漫记》时的福尔曼,他们在陕北的访问与后续的出版活动都预设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被他们认为是这个国家理想的领导集团。

晋察冀风光与共产党的品质

在斯诺访问陕北后,有若干其他燕京大学的教师进入共产党游击区旅行和访问。他们的足迹大多漫布于河北和山西,即当时的晋察冀,其中经济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Lindsay)和物理学教授班威廉(William Band)是最重要的两位。他们后来分别出版了记录其晋察冀旅程的作品《抗战的中共》(The UnknownWar:North China, 1937-1945)和《新西行漫记》(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201938-44年间,林迈可先后四次进入晋察冀,最后一次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已无力维持的局面下,林迈可夫妇与班威廉夫妇一起逃难到晋察冀根据地,并在此逗留至1944年。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他们的行动,而是通过对其留下的关于晋察冀的照片和文字的考察,把握他们对晋察冀的某些隐晦却重要的判断。

林迈可的书以照片为主、文字为辅。照片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镜头对向了河北和山西的自然景观:山、水、林,以及自然环境中的村庄与人。比如图3,这是本书的第一张照片,横跨两页呈现了壮阔的太行山脉。图4是1941年林迈可夫妇逃离北京,向西南方向进入晋察冀游击区时路过的北拒马河河谷,这帧照片的元素很丰富,石屋、河谷、山峦、老树、马匹和八路军战士并置在一起,林迈可的构图也很用心,照片颇有意境。事实上,林迈可拍摄了相当多的河北和山西的自然景观,包括西山、河北小五台、狼牙山、晋冀交界的龙泉关、山西五台山、晋东南的太行山、永定河、沙河、唐河、滹沱河、拒马河、黄河、高粱地、玉蜀黍地、白杨林、中白岔村、西木桥村,以及未标注名字的若干山中小村。林迈可为什么会拍摄大量的晋察冀根据地的风景照?在这本讲述晋察冀抗战的作品里,这些自然风景的照片的意义是什么?

埃德加·斯诺的现代新闻发现之旅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激流网图 3:《抗战的中共》的扉页照片:太行山脉

在战时中国的地图上,北京离华北的游击区很近,从燕大校园往西不远,就进入西山范围。1941年底,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正是从此处的妙峰山开启了晋察冀之旅。抗战期间,林迈可先后四次在晋察冀旅行: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活动区域在河北中部;第二次主要是从任丘到高阳再到保定,然后继续往西,经阜平县到山西五台县,访问当时驻扎于五台的军区总部及司令员聂荣臻;第三次出北京往西南方向到达河北西部,随后跨过石太铁路到达山西东南;第四次从妙峰山往东南进入平西游击区,随后多次在晋察冀第一、二、三分区之间往返,1944年从河北温塘附近出发,经雁门关和晋绥根据地,渡黄河到达延安。

除第一次旅行外,林迈可其余三次活动都在太行山区。太行山属于砂岩中的嶂石岩地貌,由薄层砂岩和页岩形成,容易风化,因此太行山多丹崖绝壁和阶梯状陡崖,山脉临华北平原的东侧为断层构造,落差达到1500米左右。虽然今天的华北水资源紧缺,但在历史上,华北地区水域丰富,从太行山发源的河流众多,这些河流在山脉中自西向东横流并切出众多深险峡谷。同时,太行山虽险峻,但绝非未开化之地。众所周知,华北地区是古代文明的蓄含之所。太行深山中,自古已有以太行八陉为代表的交通孔道打通东西,山中众多的山谷、坝、塬和盆地上散布着小村庄。这些深山中的村庄也许不清楚外界世变,比如,林迈可在山沟里见到了明代装束的老妇。但战争实际上已经不允许任何山村有超然存在的状态,各种政治势力在太行山中展开争夺:日军已进入太行,而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则以这片崇山峻岭为家。

埃德加·斯诺的现代新闻发现之旅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激流网图 4:林迈可第四次进入晋察冀时拍摄的北拒马河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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