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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2018-4-13 23:4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9846| 评论: 0|原作者: 马克思|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作者马克思

 

18481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6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凡是厂主们谈到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贸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买卖谷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  ,  high  wages ) , 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费巨万力求达到唯一目的,他们以自己热情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的说来,人们要求自由贸易,那只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粮食,而人民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自由贸易派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图的。

他们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代表交纳的工资税;你们的贫困原因是在于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三十年中,我们的工业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人镒向我们所说的千真万确的话,同时你们还制订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支付宝工资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发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也许你们还想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把自己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廉江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们的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们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向我们的工厂定货。

结果将会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那末,就让我们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使大陆购买我们的商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任人拆我们的台,而一言不发吗?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莱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说,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说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们遭致任何损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使粮价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粮价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莱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就较低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末,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次等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莱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仍然会占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把自己的土地以可以极低廉价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这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减轻粮食跌价给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的十小时的工作日法案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缺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 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抽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图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要为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阺,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产出卖我们的骸骨,那末,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的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常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话,那末,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不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

先生们,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较贱时仅仅收入4法郎还是象过去一样收入5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

难道说,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损失。

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大大降低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是不愿做自由贸易派那种幻想的牺牲品的;他们所以联合自由贸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自由贸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赞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们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上,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看来,自由贸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决口 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对于用劳动换成资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劳动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诊所的工人将发现自己的口袋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苏了。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 定点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竟争(这种竟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少会使工资和更低廉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诊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重话资本增加对劳动的需求,那末,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值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但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值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的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死亡的。生产资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工人的手艺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手艺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也相引起了同样的结果,而且规模还更大得多。生产资本的增殖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增加生产资料,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企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消费,供应愈益力图扩大需求,由于这一切,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工人之间的竞争便更大程度上加剧起来。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劳动 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年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技术设备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业。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样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以5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用以安慰他们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命。技术设备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的暂时的苦难。民族和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生产中,现在手工织工已经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东印度公司的来往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801830年印度所输出的棉布还不到4000。而在1800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  

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支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多半在农业中找到其他的职业。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词,和自由贸易的信徒们其他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有待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所说到的这种劳动 部门看做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看做完全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个手工劳动部门都总有一天要经受手工织布业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技术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十六岁及以下的小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贸易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这些话,是对包令先生自白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一些个别的人所遭致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别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贫苦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暂时的苦难”,而且并不讳言,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苦难,对大多数说来,是从生产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 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认工人阶级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资产阶级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所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可归结如下: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安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的剥削的材料(工人),资本又怎么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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