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意识、反遏制冲动与紧迫性幻觉 有趣的是，大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一种“文化想象”的色彩，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政治的愿望。简单说，大陆的文化研究始于一种社会批判意识，进而激活反权威的冲动，最终提供一种紧迫性行动的幻觉。
所谓“批判意识”，体现在早期大陆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世俗社会和传统文学三个方面的反思和剖析。诸多学者最早从欧洲引入“文化研究”的时候，重点在于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用来清算传统知识的思想范式，将之视为可以重新构造理解和阐释社会文化与文学艺术之认知方式的理论。王宁这样总结说：“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正统提出了激进的挑战。它促进了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了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每日生活的建构情形，其最终目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学术的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77）。事实上，大陆学者之忽然看中文化研究，正是发现其可以寄予批判性地理解文化艺术和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陶东风就曾经在1996年的《文化研究的超越之途》一文中这样欣喜地认为，文化研究可以带给中国一种新的批判，通过反思进步和发展的神话，来创新一种新的反对唯实主义的思维。他提出，“80年代文化批判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只有政治向度、意识形态向度而缺乏人文向度，以至于只可称之为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甚至具体的社会问题批判，而不是真正的文化批判”（47）。李欧梵和汪晖则在那篇著名的《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尝试凸显文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域斗争方式的特性。李欧梵这样介绍文化研究进入美国之后所激起的社会反响：
在这里，陶东风、李欧梵和汪晖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接受了文化研究，也相应代表了大陆文化研究发生时期的两种有趣对比的主张：借助于文化研究来“告别ge ming”，用“文化-人文主义”的知识，替代“十年文革”以来形成的庸俗的政治批判话语；于此，李、汪所代表的思想则是尝试用文化研究的知识形式，把中国的现代性命题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议题之中，从而重新确立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但是，无论这两种思想的立场如何不同，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共同赋予文化研究之批判性内涵。尽管有学者反思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两个不同的传统，而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是不同的思路⑤，但是，大陆学者仍旧毫不客气地把文化研究看作是对已经固化的知识范式、政治立场和艺术阐释的对立性批判。尤其是1989年之后商品化浪潮的到来，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消费主义的理论武器处于失效的边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对个人操守的坚持，都在这个商品化浪潮中失去了自我辩护的可能性。而80年代末后退出“立法者”位置的知识分子，更是自觉地寻找可以成为“阐释者”的理论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之研究，当然激发了大家的热情。所以，无论是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还是威廉斯的《城市与乡村》，不仅几乎在这个时候同时翻译介绍到中国，而且，也同时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这两种有融合之可能性而事实上却各自分立的知识传统⑥，不想却在中国大陆奇妙地结合了。人们借助于威廉斯的理论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昏聩和贪婪，借助于阿多诺的思想拒绝大众文化的低俗和浅薄。而这种融合的结果则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获得了新的理论方法的创造激情，并由此实现了由中国社会的启蒙者向现代文化的阐释者的身份转换⑦。
这种身份转换，也包含了对于“体制”的疏离或说对抗。作为重新看待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知识体系，文化研究无疑给了中国大陆学者一种新的冲动：反权威，或者说反对权力的遏制。诸多学者一开始就意识到，文化研究具有反文学体制的意义。早在1995年周小仪就意识到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可能存在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也就相应地改变了理解文学价值的方式⑧。而到了2004年，童庆炳就已经用批评的话语揭示了文化研究反文学体制的特点，即“反诗意”⑨。这事实上说明了文化研究用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批评取代审美批评的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研究关注文学、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勾连，也就无形中重新编码原有的文化规则和社会规范，乃至重新反思和考量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知识和政治观念。
简单说，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天生是一种“双重话语”，即表面上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学术话语，讨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公众教育等问题，实际上却宿命地潜伏着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冷静反思、强烈批判乃至妥协性对抗的冲动。这种反遏制的冲动乃是无力行动的知识分子用思想行动的充实饱满“补偿”政治行动的匮乏之努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少数族裔、性别政治和后殖民理论这些看似与大陆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命题，竟会一度成为大陆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
事实上，正是大陆文化研究的这种反遏制冲动，养育了新世纪初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生动有趣的结合。严格地讲，作为左翼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本应该“势不两立”。或者换个角度来说，文化研究旨在分析和批评的，恰恰应该是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去政治化”的状况。但是，在大陆，由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具有反权威、反主流和去中心化的意义，其所倡导的诸多议题，竟然成为大陆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本世纪初，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影响了大陆文化研究学者，同时，也创生了独特的对于伯明翰学派思想的接受理路。霍尔的“编码/解码”论、菲斯克的“文化抵抗”思想以及莫利的“积极受众”等等，本来都存在一个重塑阶级意识的线索，却在反遏制的冲动之中，被大陆的文化研究学界解读为多元主义的政治编码。仿佛一瞬间，“多元主义”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理解生活的基本共识。“现实”不过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理解方式“建构”起来的东西，不存在一种历史或者生活的“本真”状况。所以，“多元主义”通过鼓励理论的多生态发展，暗中把“历史真理”这个命题取消掉了。多元主义肯定有很多思想上的源流。在中国，市场逻辑成为第一生存逻辑的时候，“黑猫白猫”的知性分辨就失去了意义，而“逮着老鼠”的实用主义法则自然占据人们的头脑意识⑩。于是，所谓“多元主义”，归根到底可以导源于“以效用取代认知”的市场逻辑——条条大路通罗马，万千河流能赚钱。所以，表面上肯定不同人具有不同的价值，任何人的价值都不能用其他人的价值来压抑或者取代，但实际上，多元主义鼓励了这样的政治无意识：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珍视的，除了能带来好处的东西；任何能带来好处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现实”确实是“敞开”的。即什么样的行动，就可以导致什么样的“现实”，什么样的理论也会创生什么样的“现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现实”，譬如理念或者本质什么的；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妨碍我们把构建更好的现实而不是更有用的生活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根本性主张。事实上，“多元主义”所否定的就是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身处境的根本性矛盾或者困境的存在：任何现实都是被建构的，所以，任何困境都是一种偶然性的个人遭遇，不存在特定时期的根本性矛盾，也就不存在可以代表或呈现特定时代之根本性危机的困境。
在这里，大陆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奇异组合，就创造了一系列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文化表达权的命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命题获得了新的解释。曾经一度遭到严厉批判的现代社会，开始被解读为蕴含着解放潜质的现实。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文化，尤其是亚文化，肯定不能被文化工业全权垄断，不能仅仅把它们看作是虚假个性和伪经验的意义载体，还是“大众”（尤其是有独立思考和阶级意识的青年）生命经验的表达，并蕴含了对权力话语的热情抵抗。胡疆锋为代表的学者似乎倾向于认为，亚文化乃是一种具有解放性的文化○11。粉丝、摇滚、草根、网民、微博……这一系列新出现的符号变成了具有真实意识和抵抗精神的代名词。
从批判的意识走到反遏制的冲动，表面上薪火相传，实际上却已经暗度陈仓。诸多文化研究的学者开始不再迷信作为阐释者的批判，而日益反对学术体制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压抑和扭曲，于是，倡导立刻行动起来就变得非常重要。周宪这样描述了“介入现实”的理论逻辑：
显然，作为一种知识政治的大陆文化研究，其双重话语功能终于要破碎了。批判和抵制的对立，人们对于个人对抗社会体制能力的乐观，终于养育了“直接干预现实”的诉求。周宪认为：“高度体制化的大学教育系统，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不可通约的学科体系，趋向功利的研究取向，正在使学术趋于经院化和商品化。为学术(知识)而学术的取向，也就从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念转变为带有消极性的托辞。那种曾经很是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在知识探求中逐渐淡化了，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功能被淡忘了。当学者满足于在书斋里和课堂上的玄学分析时，一种曾经很重要的学人之社会角色也随之消失了。于是，寻找一种能够直接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路径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急迫要求”（22）。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急迫要求”呢？不妨借用齐泽克所说的“伪紧迫感”问题来思考这种文化研究与多元主义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行动幻觉命题：
有趣的是，这种紧迫感的幻觉，正在大陆文化研究学界蔓延。从批判到反遏制，再到抓紧时间行动——能改变多少算多少的紧迫性幻觉，大陆文化研究终于显示出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当下社会政治中去的强烈意图。毫无疑问，这个意图乃是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恰恰又是在改造世界的“紧迫性”上，大陆的文化研究面临危机和另一种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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