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历史化”：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2015年夏季，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wrence Grossberg)教授在南开发表了重要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劳伦斯重申了葛兰西的“有机危机”这个问题。当前世界的井然有序，如同清晰简洁的电脑界面一样，掩盖了芯片组合的混杂与系统随时崩溃的可能性。在劳伦斯看来，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危机四伏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危机的形式是“有机”的，它既浸透在各个领域之中，又藏身在应该发生的地方；另一方面，“文化”成为掩盖这种危机感的有效方式，文化研究应该去掉文化的种种魅影，还原我们面临的真实困境。
在这里，劳伦斯一方面强调文化研究操演的理论武器应该面对具体语境，确立自己的问题线索；另一方面，他又回到威廉斯的“感觉政治学”构想中，认为文化研究应该致力于改造我们的“感觉”（feelings），通过重新塑造人们的感觉结构来改造世界。这样，劳伦斯就把感觉的改造看作是文化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性使命。
毋庸置疑，改造人们的观念和感觉，乃是文化研究创造真理意识、突破文化幻觉的重要方面。但是，劳伦斯所强掉的感觉或者情感结构的改造，却无形中掩盖了文化研究的核心功能。简单说，文化研究之所以可以在今天成为“显学”，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变得人人可以使用，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如果说军队、宗教和权威在过去保证了权力的有效性的话，今天，则是文化的“说服力”塑造现代人对权力的服从。劳伦斯看到了这个“说服力”的获得，乃是通过文化创造人的情感结构的方式实现的，因此，文化研究归根到底就是重新塑造人的危机感，重新确立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而不是身在不公平的世界却缺少愤怒的情感机制。但是，同时，劳伦斯也通过这种感觉或情感结构的改造工程的强调，将文化研究的政治魔术般地变成了一种“情感的社会政治经济学”。
这是一种类似于德里达意义上的“延异”的状况：文化研究为了改造社会而致力于情感结构的改造，即改造被资本主义文化濡染的感觉；却总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变成了把感觉和情感的改造看作是社会改造本身。最终，对文化（符号体系）的政治斗争被文化斗争代替，即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社会中富有抵抗性幻觉的符号争夺战。
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伯明翰中心主任莫利来华交流时提出的主张。他认为，电影院里面青年人高声说话或者乱吃东西，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电影文化体制的一种对抗。在这里，文化研究似乎找到了在日常生活层面随时可以斗争的方式，却也无形中把文化研究变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活力四射的趣味性商品。每个人因此都会需要“文化研究”，就像竞争激烈的工作之余需要瑜伽的古典性生活想象一样。
这可能是文化研究一直以来的致命伤：文化研究是一种去除文化幻觉的活动，它本身也会给资本主义的文化符号体系制造幻觉吗？
这就让我们遭遇到一个值得反复追问的问题：文化研究能够改造世界吗？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造”？
在这里，我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课题：劳伦斯所主张的感觉或者说情感结构的改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简单说，在我看来，“感觉”和“情感”的改造太容易付之于行动了。就像莫利鼓吹电影院的噪音、菲斯克相信超市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所组成的“偷窃游击队”、劳伦斯所认可的摇滚一样，在这样的思路下，文化研究被迅速改造为一种“培养新的文化”的手段。也就是把文化研究变成立竿见影而迅速组建的文化斗争行动组织。于是，“文化研究”也就立刻变成了当下社会里面处理具体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操作手册。也正是在这里，文化研究与社会工作就几乎要融为一体了。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农工扶助，文化研究者们变成了现有体系内的“工作者”，文化研究也就由一种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的传统，变成了可以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手段。
简单说，“问题化”正是一种“去问题化”的途径。即当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把解决农民工的实际困难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无意中把农民工看作是当下社会理所应当出现的现象。这就像劳伦斯把情感的改造看作是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就无法质疑“情感”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命题。
不妨这样来描述今日文化研究的内在学术倾向：即越来越倾向于用困境性的问题来取代结构性的问题。
简言之，大陆的文化研究乃是在体制性的意义上构建问题呢，还是在历史性的意义上取消问题？
事实上，文化研究为什么可以改造世界？一方面，是文化研究通过具体的问题呈现现代世界本身的危机状况；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创造危机意识”的诉求。换成劳伦斯本人所使用的本雅明的思路来说，这个世界的稳定有序，是建立在内在的“紧急状态”（emergency state）之中的——如同玻璃大厦的透明辉煌内在地蕴含着坍塌一样。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结构性危机的产物，它通过强烈的批判精神来证明这种危机，并因此不断推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勇气和动力。简单说，文化研究乃是危机的总体性意识本身，而不是去除这种危机感的方法。
这也就立刻引出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尤其是对于大陆的文化研究来说，“危机”包含了两层意思。
首先，“危机”乃是一种不断自动爆发全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矛盾激化后果的东西。在我看来，危机不等于灾难，灾难乃是危机的后果，而危机乃是那种不断地促发灾难之周期性爆发的机制。这有点近似于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紧急状态”：
在这里，本雅明所说的“紧急状态”，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危机状况的描述有着紧密的联系。“繁荣”和“危机”的交替，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已经蕴含了“紧急状态”的内涵。当然，在我看来，“紧急状态”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力量乃在于其对繁荣和进步神话所召唤起来的社会冲动进行了翻转性的批判。在本雅明的叙述中，平静甚至勃勃生机，进步发展而奋发图强，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鼓吹的常见景象，却是内在地趋向于崩塌的“紧急状态”。本雅明的“紧急状态”就是从寓言性认识的角度揭示的当下俗世生活本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琳琅满目志得意满的时代。○12而本雅明的一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紧急状态”：这是从一个人类巨大灾难走向另一个人类巨大灾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构成了现代人类社会困境的基本寓言。换言之，从“一战”到“二战”，期间人类社会之发展进步、工业制造能力之辉煌成绩，以及丰富多姿的娱乐文化生产，都呈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可是，却正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却深藏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危机。这正是本雅明之钢铁玻璃建筑的隐喻性背景：在富丽堂皇之中因为隐含着崩塌和废墟，玻璃建筑才如此富有魅力；反之，这种魅力又来自于随时坍塌的未来的可预期性，因此隐含着被拯救的内驱力。
其次，“危机”还是一种掩盖自己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危机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抵制对其自身进行承认的知识方式，或者说，所谓危机，本身也是一种“去危机化”的方式。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即把现实和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用人的内心的生活取代人的外在的生活。于是，当电影明星白百合因为被偷拍而困窘的时候，网友们跟帖说“心疼你白百合”，而另一则网友回复说：“你吃着方便面心疼一个身家过亿的人？还是先心疼你自己吧！”在这里，卢卡奇所致力于思考的阶级意识问题浮出水面：所谓阶级意识，也就是一种能够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处境的真实意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意识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种意识。这样，在卢卡奇那里，“真实”不等于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真实”乃是一种正确地意识现实社会真实处境的意识，也就是解放的意识。
换一个角度说，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世界，正在构造创生文化研究与批评传统重新融合的现实基础。现代社会是双重叙事的社会：一方面是伟大的创造，另一方面是伟大的破坏；于是，现代社会一方面乃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用（商品）文化的形式为这种压迫和剥削进行“不存在辩护”。拜物教的诞生，证明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文化与现实之间的“寓言性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因为拜物教的文化在扭曲、改造和伪装现实（哈维XXVII）。
显然，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在于，它用一套急迫性的知识叙述，正在把当前发生的事件变成一种政策性、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事件，即通过取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危机”，制造可以“避免事情再坏下去”的幻觉。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大陆的文化研究正面临一种历史的关键命题：如何在正趋向于积极行动的文化研究中，重新激活危机意识，即如何以新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重组规则系统和解放意识？
在我看来，今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已经和必须生发一种“寓言论批评”。文化研究已经必须到了告别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范式的时刻，而开拓新的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急迫行动的理论和思想。
文化研究必须意识到，今天人类生活所遭遇的真实的问题，无法用今天的真实手段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每一种困境，归根到底乃是一种呼唤马克思意义上的“彻底解放”的历史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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