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重的性骚扰现象看小白领的“政治贫困化”难题

而且，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相关的管理权，是一个标准的私人领域，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受公共领域规则调节和干预的。借用近几十年来改革家及其理论辩护人的说法：政府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公共领域要尽可能减少对私人领域的干预，目的当然是私人领域的最大化。当然，在实际上，借助公共领域的规则去对抗每日每时都起作用的私人领域规则，成本是很高的，但成功率却不高，公共领域介入私人领域的无力，有助于私权力空间的稳固与扩大。             

与管理权从属于私人领域相对应，依据卡尔·波兰尼的著名解读：劳动力就此转化为商品，这是突出了其价值维度，同时也会相应地损害其使用价值，各种有关人本身的价值，实际上都被贬低了，因此人格尊严成为一个需要自己努力并付出成本来维护的事项。从美女员工捍卫自身人格尊严的困难和高成本出发，结合高岩自杀的案例，我们由此可以发现：管理权属于私人领域，劳动者本身转化为商品由上级去评定商品等级和价值，而白领的特点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准租金数量较高，有利于管理权借此“敲竹杠”。只要是激励的权力必须由领导或者上级垄断地实施，机会主义的私权力空间就不可能压缩为零，实施性骚扰或者性侵的“私权力空间”是寄生于私人领域的，结果是清楚的：此种管理权的个人垄断和野蛮操控，导致人格尊严找不到一个足堪托付的制度保护空间。     

由毛氏生产政体转型为邓朱积累体制，花了将二十多年的时间，老工人的失落学术界很少人同情他们，政学两界的一般态度是：为了效率提升不得不牺牲三千万老工人（厉以宁语）。这一次高岩自杀案和前年民生银行的美女员工通过辞职去捍卫自身人格尊严的案例，加深了我们对于邓朱积累体制的认识，在这一体制中间，老工人固然有所损失，但真正受到“政治贫困化”损害最大的却是白领阶层多数：这群人在邓朱积累体制下要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现在变得极为困难了。             

四、官场机会主义如何维护并扩大私权力空间

公共领域介入私人领域的效果不好，是到处都一样的，但是象武汉理工和北大官方这样看起来像是专门助长禽兽教师气焰的状况，也是极度反常的。

在师生关系的不平等中间，有一个顺口溜说“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老师可以评价学生成绩，相对于职场而言这只是很微小的权力。但正是依托如此微薄的不平等，禽兽教师沈阳就性侵了高岩还施以精神羞辱致其自杀。即便是此种很微小的私人领域权力，也被沈阳利用起来逞其兽欲，而高岩自杀后北大对沈阳的惩戒，看起来无助于警戒沈阳的恶行，反而特别有助于助长沈阳的兽欲，据说此后还至少有四个女生受害。     

武汉理工大学在处置王攀致学生自杀案时，先是发布谎言误导舆论，然后又私下里向受害者家属施压，逼迫其发布虚假信息。武汉理工官方此种作为，看起来像是黑社会团伙，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事实和规则的表现。如果仅仅说这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那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通常这种情况总是与官府内部的机会主义要求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许多考评要求中间往往要求“零不良记录”，这样的不合理考评指标，往往需要通过弄虚作假来达到——每一个不良记录都动员官场力量去抹掉，而不是认真公正地处理。这种蠢猪式的考评要求，实际上是助长了官方机会主义选择——动员官场最大能量去抹掉污点记录。             

依据北大公布的文件，当年作处理时，北大管理层看起来是以沈阳个人对事件的描述作为处理依据的，即便是沈阳个人描述充满不可信的矛盾，也完全予以尊重。这说明，北大官方实际上默许沈阳可以拥有处理非正常师生关系的全部权力，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行使穷权力，还不需要担心受到北大官方的质疑。这个案例的处理过程说明，在师生关系中间，沈阳获得了私权力而且还得到北大官方的尊重，不管这一私权力是沈阳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自力挣得的，还是依据潜规则或者明规则得到的。     

二十年后，沈阳已经离开了北大，他的罪孽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北大官方的作为才是叫人跌破眼镜。整个的北大官场，除了作秀表态“重视师德建设”之外，就是体现出各种对上的无原则阿从。在北大学生行动起来要求官方公布相关记录和文件之后，首先积极行动起来的辅导员们，基本上不依据事实而是看上级脸色，或者揣摩上级的心态或好恶去行事，这简直成了官场的第一规则。辅导员在舆论高度关注之下，竟然频繁约谈学生并以黑社会的恐吓手段，来遏止学生的正当诉求，而且先后出场的各位辅导员选择近乎一致，都选择黑社会式的恐吓手段开展工作——以约谈对象的合法权益作为筹码逼迫对方屈从，放弃正当的权利要求。甚至还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被辅导员叫到北大，以期帮助完成对学生的施压，此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策略百分之百无视学生的正当权利和要求，虽然不是如沈阳那样性侵学生，但在无视学生权利方面则毫无二致。             

结果，这样的事实肯定要成为人们认识北大官场的重要依据——北大官方似乎除了鼓励机会主义之外，就再也没有给雇员输入过任何尊重事实与规则的意识，试问：这样的师德建设会带来怎样的成绩？！尤其是，在沈阳案依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下，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依然顶风展示其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这不是麻木或者愚昧能够解释的，而是说明：在北大官方及其代理人眼里无视事实和规则的“惯例”，早已强大到了无视任何压力的地步，北大那些花岗岩头脑怎么都转不过弯来：连装都不会装了。     

可以肯定，今日北大流行的此种官场工作状况，肯定不是沈阳个人通过人脉关系交易为自己开创出来的，而可以看做是官场流行的无原则机会主义策略，在无意识之间为沈阳一类的犯罪欲望，创造出更大的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私权力空间”。             

禽兽教师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认识，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性。网络舆论起来之后，沈阳就向南大官方出具陈情书，要求帮助，果然南大官方帮助他在网上删帖子，北大官方至今还在帮助压制学生对此一案件的合理关注。由此可见，沈阳比普通人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了官场机会主义的真实后果，以及此种后果对他自己的“私权力空间”的放大作用，沈阳的“组织观念”之所以特别强——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官场机会主义与禽兽教师私权力空间的共生关系。

高岩死去二十年了，沈阳难得暴露了，我们很期待北大官方不是口头上宣扬如何重视师德建设，而是切实行动起来，动员各种力量包括来自学生的舆论监督力量，逐步地抛弃官场的机会主义占优状况，真正推进压缩“私权力空间”的制度建设——让高岩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