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方舟的团队来说,不是X86体系的技术难度高,而是在这条道路,每一步,你都会遇到INTEL的专利。我们打不起官司。 所以,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走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 接着第二难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国IT产业不但做不出CPU,而且连基于CPU,自己动手设计核心电路板的能力都没有。 那时,中国还有电子产业企业百强的名单。我们联想排第二。 反正背后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着中国电子企业百强名单,从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无数小的Design house围绕Intel做公板、做产品创意、做产品原型、做差异化做优化。 然后,下一棒才是,面对市场的企业,从Design house挑选产品原型,做商品化包装。投放市场。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 而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业百强,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当我们做出CPU,而且芯跳了。 我们把它捧到手上,想献给别人。中国没有一家第三棒企业能接。 没有办法,只能向前。 于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后,又建立硬件团队,自己做出了NC的产品原型,做出了公板。 等于一家本来就规模很小的CPU设计公司,还必须同时干Design house的活。 终于CPU和产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个第三棒企业商品化运作了。 俞慈声拍板,北京政府第一个吃螃蟹。 系统生态的困难——大溃败 下一个问题来了。更大的难题。 Wintel联盟。勉强绕过Intel,更难突破的是微软。 CPU做出来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后自己做产品。做完产品,发现没有配套软件可用。 一块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干了。 但是那么多的软件移植、适配、二次开发,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干得完。 这时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 接着,就干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出局。 那件事IT圈轰动一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然后基辛格给当时是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俞慈声。(没想到吧,美国大政客也为自己国家企业服务的。那时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基辛格的施压,是大BOSS级杀伤力)。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 那一天,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 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余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 863计划,来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联名上书邓小平总书记。因为时间发生在是1986年3月,所以简称863。从此这就是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计划。 启动863是4个院士联名。保俞慈声,有十几个院士。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后来赋闲在家,看《圣斗士星矢》,12黄金圣斗士为了打穿叹息墙的一线光,一起赴义成仁。 十几个院士签下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们失败了。 从此我们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 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 这一仗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 结果是溃败如山。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