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承认，列宁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得相当深入、理解得相当透彻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但是，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库中，却并无落后的东方如何革命、尤其是如何进行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块。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列宁当时身兼新社会的理论创新人、战略家、设计师和工程师这多重角色。因此，列宁不仅一般地也如任何伟人一样不可能超出其时代的局限，而且还特殊地受困于“第一个”探路人的局限。不过，列宁早年在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中，便毫不含糊地提出“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53]；“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54]，仅此即可知，早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就已相当深厚。然而，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和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却并不能直接等同，尤其在历史大动荡、大转折时期更是如此。列宁在晚年不仅一退再退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最后病重期间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于是他口授了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怎样组织工农检察院》，文中特别强调，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可惜列宁英年早逝，年仅54岁。或许整个国际共运，至今都在吃着列宁英年早逝的亏。 固然，马恩也曾论述过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现实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当时所说的最“落后”的国家，也是指的德国：“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55] 是列宁，第一个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并无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空白，并将马恩关于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了一整套“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鼓与呼。 是列宁的“共产党人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打出了一大片天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成功的。毛泽东的整个打天下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正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为至今仍让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上下两篇文章，还只完成了上篇。[56] 因此，东方国家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下一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任何具体的答案，既没有实践的答案，也没有理论的答案。有的仅仅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引。而在列宁那里，有的则是夺权前的朦胧展望和夺权后的试错尝试。 早在1905年，列宁在论及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曾展望道：“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57]但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却公开承认错误道：“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58] 然而，列宁过早地逝世在了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任上，这使得苏共完全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共产党人领导和驾驭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而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从老大哥那里照抄照转的马列主义，其实既不姓马，也不信列，而是姓斯。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看到了当年由自己所一手参与建构的那个苏联模式的弊端。 毛泽东看到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他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绕开或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用国家强制力来取消资本主义这个自然发展的历史阶段，从“斗私批修”中去获取人们自我牺牲的精神动力，以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然而，他至死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比他所发现的那个问题还要大、还要严重的问题。 毛的整个思路，从他赞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到他号召“斗私批修”的“五七指示”，从他的鄙弃军衔制、工资等级制，赞美供给制、赞美“做革命螺丝钉”，赞美利他主义，提倡学大寨、学大庆中的“忘我”、“牺牲”、“奉献”，……等等、等等来看，其中均无一不与贯穿中国数千年从张鲁“五斗米教”到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中西文明中均存有过的这种人类延绵了数千年的大同理想，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归根结底不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私和自利，不应归因于社会的世风与道德；而应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使然，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存状况使然。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制约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程度，而不是相反。人类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个历史铁律面前，均绝无阻挡之力。相反，任何挑战历史规律的豪迈与任何挑战自然规律的狂妄一样，是没有不受到历史无情惩罚的。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那许多让如今的中国左派们均不敢正视或不愿正视的荒唐人间惨剧，几乎无一不是用国家强制力去推行“社会主义”良好愿望的恶果。其实，中国大地上如今让世人震惊的全民“利己主义”大爆炸，难道不正是当年那并无物质文明支撑的“利他主义”，在跌得粉碎后的恶性反弹么？ 尽管邓小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或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了毛时代的几乎所有左倾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处于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前台操作者。而现实运作的惯性，又都无一不受着铁的经济法则的支配：不讲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呼隆经济运作，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严惩——饿殍遍野、全国饥馑。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哪怕仅仅维系国家机器的最起码日常运转，又都不能不给干部们以某种特殊待遇，并还只能按等级配给，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特权的基础。而这些维持着最起码社会日常惯性运作的背后，又都不可抗拒地将其现实政策的可操作性，向着利益导向的资本主义文明倾斜：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级工资”、“物质刺激”、“干部特殊化”、……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从延安高度匮乏时期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传统，以及从苏联模式中引进的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特供制度，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使得这一架不是靠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而是靠层层命令运作的庞大机器，即使仅靠其自我惯性，就都无不朝向强化秩序、强化效率、也强化特权、强化奴役……的方向去运转，直到走向崩溃的边缘，才被迫调整，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如1976年“粉碎四人帮”，……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在没有理论指导下而仓促地起步的。邓小平那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倒也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窘境。这是因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中，几可说是完全找不到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夺得政权以后当循怎样的路径去建设新制度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其所阐发的任何有关未来新社会的论述，均无一不是说的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国度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如果说邓小平当年要用某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解释“社会主义”，那也自有他难言的苦衷。因为他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均找不到任何可用的理论武器。有的，统统都是不准他干改革开放，不准他理直气壮地带领共产党作战略大撤退干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只好“不争论”。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9] 可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是何等的艰辛和何等的不易，且迄今亦然。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经过前三十年的折腾，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不可绕过和不可省略；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0]；看到了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61]。 现在总还有人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不搞权力制衡，没有舆论监督也可以反腐，也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要说用“整党”来反腐，有谁搞得过毛泽东？毛当时可是真心实意地反。建国之初，他就提出要砍干部子弟校；“三年困难时期”，连李敏、李纳也只准吃学校食堂；晚年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的后半生，就是一心一意地反资本主义，一心一意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他临终时总结平生那“一生干了两件事”中的后一件事。[62]他搞了无数次运动，无数次整风，也整了不少人。到了晚年，他终于承认“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3]于是，他才下决心搞了那场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把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黑暗面”与今天邓小平时代的“黑暗面”，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人们一定会惊呼：毛时代那些东西还称得上是“黑暗”吗？譬如：当年的“脱离群众”与今天的“你们屁民”； 当年的“多吃多占”与今天无所不包的“官员特供”，再加“公款嫖娼”和“公款赌博”；当年的“走后门”与今天的“拼爹、拼爷”； ……等等、等等。是的，正是当年那些个导致刮了一场文革暴风骤雨的如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黑暗面”，若放到今天，人们简直会瞠目结舌它们是何等的“小儿科”，何等的小巫见大巫了。 可见，如果说，连毛泽东那样的强势、连文革那样的风暴，都把权力关不进笼子，如果说，从邓小平时期“高薪养廉”，到江泽民时期的“三讲”，再到胡锦涛时期的“保先”，……，等等、等等，都一个个最终化为了泡影，那么，离开了法制化的权力制衡权力，离开了法制化的舆论监督，你还真就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吗？ 须知当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巴黎人也还是自发地在实行着多元派别共存和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权利平等的资产阶级文明，已早就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也成了巴黎工人阶级可以从资产阶级——当时正与之血战的阶级敌人——文明中，可立即拿过来就用的现现成成的文明遗产，尽管这个遗产的硬件即现存的国家机器应当被立即打碎。与此同时，巴黎工人阶级，也正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的基础上，还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向着“事实平等”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普通工人工资制——大大地推进和提升了一步。 然而，当年中国共产党拿下政权时，构成中国人如同空气、阳光一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是什么呢？这只要从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去北京“赶考”时的参照系——李自成、洪秀全——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此也就难怪，诸如“打天下、坐天下”、“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任命制”、……这种种文明积淀，在国人心目中的天经地义了。再加上苏联老大哥送来的斯大林模式，以及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的国际大气候，如此，便使得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将那个曾经引导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家法宝新民主主义束之高阁，就在所难免了。
（四）谁来主导宪政转型，共产党或自由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到了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骤然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执掌政权，而成为可以跨越、可以绕过或可以省略的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无论当时其革命雄风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法令，凭靠国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废除的。同理，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无可能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仅靠国家强制力就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若硬要用国家权力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惩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争论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内争论过，此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试错道路，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此争论有关。 是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可以也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没有争论了；硬要“毕其功于一役”，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对此，党内也早有结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初，还会有着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也已没有争论了。如今真正的争议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要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夺得政权以后还要干（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所讨论的，可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64]，而建设一个有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阶段，一个中国共产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 这里所谈论的“东方后发国家”是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权利平等”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理想和追求，还属一种尚待落实的国家宣示。在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血统的、地域的、官位的、……，像一张张大网笼罩着每一个人，既包罗万象又层出不穷。人生而不平等，不仅是事实上的，还是条文上的，尤其是潜规则上的。这是特权文明的末期，衰亡着的特权文明与新诞生的权利文明同时并存，前者尽管猖獗但基本靠潜规则生存，后者尽管孱弱但已全面占据着明规则。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去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摆在新一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这个三百年前在英国，两百年前在法国，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由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如今则要由具备彻底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承担了。无疑，这一课题，对于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从未曾有过。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同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就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换言之，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须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共产党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理，难道不也正因为毛泽东执政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欲跨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仍包袱沉重吗？ 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者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他们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也是他们那一套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根本就搔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痒处的原因——这也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至于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之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愿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显底气之不足。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重任，并将这个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设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以自己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所引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则拒绝宪政，抵制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转型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并在客观上用自己的手将自由主义推上历史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使之主导着中国政治转型的话语权。如此也就完全和彻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仅守不住老一辈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个家业，而且还让自由主义——其背后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这个中国政治转型，来整个地清算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就如同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结果将迥然不同一样。今天，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来主导，其结局将会是迥异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 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共产党对政治转型的领导权，只能导致另类转型后的共产党人遭清算。可见，中国如今的民主宪政转型，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么则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宪政。 二者必居其一。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共产党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1921年起开始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而非“我们的宪政”，即按自由主义右派去搞的那一套宪政转型。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因抵制和拒绝宪政——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的恶果和必然结局。但若这个宪政由共产党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整个结局就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图景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国民党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共产党的好果子吃；但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政权给搞到手了。 宪政，尽管它体现着资产阶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它毕竟只是政体而非国体。一个国家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统治，是哪个或哪些阶级的专政，这统统都由国体来管。而宪政，则是指特定的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具体政权形式，即政体而已。诚然，宪政为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这些却并不构成否认宪政本身所具有的体制工具之意义。这就如战争中的武器，在敌人手中为敌人服务，缴获过来便可为我服务一样。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才会在巷战正酣时就立即采用了它,并用马赛曲作为自己的国歌；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5]。 我们知道，宪政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政的实质，不过是以特定的政体形式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已，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凝结为特定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已。宪政，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追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防止封建专制特权侵蚀和复辟之最有力的制度保证。除此而外，在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更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摆平内部各派纷争，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无序恶性权争，而导致政权崩解的治理系统。由此可知，既然他资产阶级可以将宪政玩得团团转，几百年来，既享受到权力制衡所带来的系统自调节、自更新、自止损、自修复的超级稳定，又让这宪政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他资产阶级的手板心，那么，共产党难道就不可以来个洋为中用，既充分享受权力制衡之根治腐败的超级红利，享受由此而带来的共产党政权的除旧布新和长治久安，又让这宪政的中国玩法，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共产党的手板心，并还能远离宗法专制特权复辟，并最终将国家导向未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譬如，中共党内的毛、邓两条治国路线，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却因一直没有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而使其路线斗争从来都处于所谓“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你死我活状态。大量的冤假错案均由此产生，并给共产党自身也带来极大的伤害，最终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且至今亦然。但倘若借鉴并引入宪政中的制衡机制，让共产党内部实际存在、也不能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治国路线，能有一种公开竞争、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并最终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这么一来，首当其冲，最起码那种由一派独大、毫无制衡而产生的权力腐败，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收敛，仅此即可从源头上扼住吏治腐败的咽喉。如此对共产党统治权毫发无损、反会因反腐成效的彰显而大得民心的宪政举措，为何就不可以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66]呢？ 再如，宪政中的三权分立，其确有效率不彰的流弊，但却也有着遏止无限权力膨胀的功用。以中国人的智慧，难道就筛选不出一种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优化临界点，以此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和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创新？譬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公开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内部，从而无论党内哪一派执政又都让共产党并未失去政权。 还有，共产党最忌讳宪政的，无外乎是那多党制会把共产党搞下台。其实，越怕被搞下台，恐怕还就真得下台。整个苏东剧变，就是共产党抵制宪政、拒绝宪政，结果致使宪政转型主导权落入自由主义右派之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一再抱怨自由主义激进右派对他“公开化”改革的干扰。可他就是没有悟出：倘若由共产党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和主导宪政，制度创新地将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自身内部，其结局恐怕就会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码子事，苏联历史就将整个地改写了。 同样一个宪政，在美、英、法、德、日、俄、……均各有其特色。尤其于英、日，还有欧洲不少国家，宪政与帝制兼容，皇室与宪政各得其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宪政——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设想[67]。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强调“中国特色”吗？那何不干脆就自己搞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式宪政”来呢？在宪政问题上，什么叫“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拿来主义”？什么叫“为我所用”？什么叫“制度创新”？真可说是微妙法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悟性了。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还愁没有主动权？还愁会被搞下台？为何就非要采用当年那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来对待宪政不可呢？为何就非得要徒增社会对抗，并将“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驱赶到“西方敌对势力”那边去不可呢？！ 不错，这乍一看来，还真仿佛是回复到了历史原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要回过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回复”与“重现”，不过是历史经过一个大的螺旋之后，在一个更高历史上升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的，它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它是在一个全新历史视野、全新历史高度上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在几经迂回曲折后的历史大飞跃。 由此可见，既然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势在必然，势在必须，势在必行，那么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其消极应付，与其放任自流，与其一筹莫展，从而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被动，倒不如因势利导，用共产党自己独具的传家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凝聚民心，从而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领导权，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如此一来，用马克思主义严整历史唯物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性，从而便使自己具备了领导中国进行有序的制度——市场经济 + 宪政民主 + 多元思想 + 公民社会——转型的主导权，并进而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转型中更新和提升了自己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基于其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是对1949年中共革命法统合法性的继承、更新和升级。因此，在未来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而转型成功后的宪政中国，中国的任何政治势力均得受制于转型新宪法及其背后的立宪精神，据此也就自然不具有了在任何意义上可对此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执政史进行政治清算合法性。不仅如此，在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成功后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邓小平作为改革之父，以及中共的某位转型之父——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是习近平——还将永远受到中国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不管他们曾经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 总之，走宪政必由之路，这是顺应历史必然性；由中国共产党来主导宪政转型，这是发挥主动性、驾驭历史必然性。有了这两条，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冲出历史周期律怪圈，就一定能下出一盘长治久安的活棋，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生前种种“反官僚化”的举措，均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就其原因，则在于他们都不适当地排拒了整个人类文明中那作为特权文明天敌的资本主义文明，老想另辟蹊径，欲速不达。用中国的成语，这叫“画虎成犬”；用俄国的谚语，这叫“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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