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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2018-4-28 10:02|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1565|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

摘要: 到了1970年代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做出判断的认识依据不再与社会制度分野有关,而是强调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优先性 —— 这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分析依据,同时还有一条隐含线索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的修正主义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投降”问题。

五、中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格局的最大受害者

    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白皮书评论中间,就很少区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不同,后来二十多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战争政策,反而强化了美国与旧帝国主义得一致性形象。到了1974年他仍然说不知道新殖民主义是怎么回事,革命和战争经验的局限性表现得格外明显,迫切要进入世界市场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这成为中国当时要努力是想的一个目标。因此,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就很难提出来。对于新殖民主义起作用的全球市场机制,中国缺乏起码的经验去分析其不平等和剥削性。中国的自我中心的发展战略,受到外部经济封锁政策和内部独立自主愿望的共同维护。毛泽东把执行封锁政策的杜勒斯与抗战期间断掉八路军军饷的何应钦相比,说我们历来感谢何应钦,现在则要感谢杜勒斯:“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82]

    在毛泽东估量世界格局的思考中间,对于新殖民主义未能给出足够的重视,而是转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的课题。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无法脱离世界市场,并且在资本形成和国内分配上存在着易受第一世界利用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在旧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以经济贸易的不平等为基础的新殖民主义借尸还魂了:“直接的殖民统治既在军事上变得不切实际,又在财政上无能为力。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从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新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就是用来表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的这种状况。”[83]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放宽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目录,部分解除了第一世界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由于长期经济技术交流的隔绝,使得短期内技术引进的边际收益极高,1973年年初定下来的“四三方案”很集中到适应了这一很高的“比较利益”。而且中国当时实行自主中心的发展战略,外面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规则,尚不能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这是毛泽东时代末期和改革开放早期的那段时期最现实的成本收益比。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格局确实有一次转折。毛时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趋于尾声,同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迅速转入改革开放政策轨道,1991年前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其中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还同时发生国家解体),发达国家中间里根和撒切尔主政之后,开始部分地终结战后早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全世界各国内部都开启了一个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改革”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则开启了一个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资源分配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趋于更加不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最理想地适应了这一世界潮流,开始占据主流成为首席辩护学说,这也是中国改革年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

    特别是,新独立国家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主义政权主导下,资本形成困难,经济独立未能实现,其中拉美国家过度依赖第一世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引发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亚洲“四小龙”则得益于冷战中间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顺利接纳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出口替代战略,在不降低产业补偿水平前提下,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部分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这些新的政治经济状况,促成西方学界的认识转折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也是中国改革初期的认识依据和舆论宣传基础。新独立国家大多人口和土地规模远不能与中国相比,达不到实施自我中心战略的最小人力物力资源总量水平,结果在反面降低了“依附论学派”的说服力:基于国际不平等交换认识,阿明提出了“脱钩发展战略”,但这在新独立国家中间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些新的情况,实际上也是毛时代未能处理的问题,每一个认识空白都易于被趁虚而入实现“简单填充”,结合毛泽东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基本判断,象中国这样的急促转向过程,就有着认识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适度引进的良好效益,并不能支持进入国际分工体现并自我定位为边缘化国家,后来执行的所谓“国际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以建设拉美式的“特权消费社会”为目标,同时摧毁自我中心发展战略的技术积累。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不仅自愿地纳入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一个标准的边缘国家,而且由于是在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才自愿而迅速地放弃一切经济主导权,“融入”第一世界垄断各种经济主导权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果毫无悬念,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又一次上升为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放弃以生产条件改善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看起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按照瑟尔索·福塔多的观点:“虽然工人的消费支出与投资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民主的基础,但这一相互促进关系在边缘国家不存在,因为大众消费需求并不像在中心国家那样构成本地产品的重要市场出路。联系到杜森伯里的‘示范效应’,福塔多还认为,构成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要市场出路的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标准方面往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并且模仿其消费方法和模式。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进口技术具有向资金密集型生产发展的倾向。工业增长逐渐具有资本因素越来越重要的特征,从而加剧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资本向其他经济部门的扩散,并且导致大部分人口的边缘化。”“在巴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寡头’在使大部分人口边缘化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因为工薪阶层和其他人的大众消费需求并不是其重要的市场出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是把工资压低。”[84]

    到了1980年代中期,批判毛时代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反应的是社会上层的消费欲望,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把中国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来源,定位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技术,以便于实现消费品快速升级换代。理论上的所谓“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对依附性发展道路所进行的较为成功的学术包装。与生产技术改而依赖发达国家相对应,国内的重工业在这个政策下丧失本土市场。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在1985-1995的10年间,在中国工业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从17.9%迅速上升到47.1%。[85] 与此相关,国产装备行业在生存边缘线附近挣扎求生并逐步萎缩,重工业优先时代的技术积累被无情地浪费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下降与技术对外依赖是同步增长的。一个记者曾经大声疾呼:“如果听任这种弱化势头继续下去,我国机械工业将会陷入从研制退回到仿造,从仿造退回到组装,从组装退回到进口,从制造业退到修理业的境地。”[86]自己放弃自主技术追赶能力的中国,在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时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主张了全球性的技术垄断程度,这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步骤。

    强行放弃自主技术的政策选择,最典型的案例是运十飞机。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透露,因为等某人斩钉截铁的批示“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虽然运十业已完成多次试飞,也只能放弃。而核能发电技术还是老张同志对着赵紫阳拍桌子,才侥幸保留下来的。[87] 这样就形成一种奇特的国际贸易现实,前商务部长薄熙来算过一笔账“中国纺织品生产环节只有10%的利润,其余90%利润为掌握销售渠道的各国分享。”由于中国所得利润极低“要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有学者估计“近30年来,中国每年拿出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订购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几百架飞机。”仅这一项就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十几个百分点。[88] 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持的比较优势战略,被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挪揄为“裤子换飞机”战略。今天中国只剩下那些欧美国家坚决不卖的国防和军事技术,诸如火箭技术、空优战斗机等才不得不自主研发,直升机美国一卖给中国,高端研发马上就停下来了,而那些在改革后勉强保留下来的自主技术门类,都有不俗的成绩。

    当然,如果中国能够生产大型客机的话,也不能指望以此在世界市场上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第三世界国家每破除一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垄断价格和高利润就从市场定价中消失不见了:“如果不发达国家转向高价格商品(先是纺织品,现在是钢以及进口替代的制成品),这些就成为低价格商品,因为是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在生产它们,而高工资的发达国家就把它们的生产转向新的、更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艺的)高价格商品。伊曼纽尔认为,并非产品界定了生产者,而是生产者界定了产品;而‘肮脏的’不发达生产国一碰到任何东西就把它‘弄脏了’。特定的国际分工变化了,但是原则仍然是同样的。”[89] 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并且以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的生产能力,强行挤入低技术产品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市场供求的过度饱和和价格补偿水平的显著下降。这说明一个基本的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共同进行技术垄断,也不可能建立起超额利润同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人口,就更不可能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了,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贸发大会上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90] 这不仅仅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更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今天中国确实也以赢利性投资目的向非洲国家输出资本,但由于谈判地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取得合同条件也就更加有利于非洲国家。

    按照阿明的看法,中心区的谈判地位强势与“五大垄断力”相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是“这五大垄断力量共同规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对这些条件的简要表述,而不是对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作出的解释。所有这些进程的运作都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对外影响,降低了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却高估了能从中心区国家获利的新垄断力的运作中所带来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等级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过去更加不平等,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沦落到转包者地位。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基础,它预示着两极分化的未来形态。”[91]

    从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领域的表现看,第一世界的资本致力于垄断新技术,并提高技术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补偿水平;对于常规产品和技术,则致力于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贬低生产者的地位和压低其补偿水平,使得整个价值链分配有利于销售环节而不利于生产环节。为了使得这两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相对有效,对于生产领域的领导型企业的股权控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依托。目前,中国“目前凡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企占据;全国最重要的28个产业,外企在 21个(占75%)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占59%)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外企早在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30.2%。”[92]

    改革初期在清算文 革的舆论基础上,扩张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却降低了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上层的权力利益扩张的同时,下层的利益和地位却节节下降,对劳动者的各种保护措施被作为妨碍效率提高的障碍,逐一撤除,结果导致劳动者所分享的国民收入份额也在稳定地下降,由于国内产品结构密集处于低端,底层购买力水平严重下降就构成一个产销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是中国社会上层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人群,他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数,但是总的居民消费比例仍然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这一趋势仍然在持续。在这个表现的反面,是中国经济对于出口市场的依赖和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从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37.1%。[93] 中国内部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白领的新贫困现象,使得内需不足,GDP中间消费比率从1978年的48%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转而依赖第一世界的市场,最近三年的净出口都高达GDP的7%左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采取的对策首先是连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着眼于补贴海外消费者扩大其实际购买力水平,对内则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系统的提升民众内需政策配套。

    中国由此积聚了巨额美元储备,使得美国可以采取货币贬值政策而降低补偿水平,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美元资产缩水程度不低于20%,有人估计总损失数额在3000-4000亿美元之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的“无需交付对价物”的榨取相类似。有人据此断言,中国所受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一百年中间全部侵略战争造成损失的总和。

    丧失了自主技术创新和积累能力,丧失自主品牌和对销售渠道的控制,丧失了各行业领导企业的股权和管理权,这极大地恶化了本土就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性行业开放给本土劳动者就业的机会,主要集中于低端,出现毛泽东所预测了那种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状况。李强“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94]

   

    (李强依据五普数字所划的中国社会分层状况图,比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糟)

    而李春玲则在访谈中间发现,这种社会交换无法进行的状态,往往集中体现在新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的立场是分裂的,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穷人和劳方利益的,而新中产阶级的上层则倾向于富人和资方利益的。两派观点往往都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引发激烈争论,由于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远多于上层,而且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和媒体上,因此,由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所鼓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个案访谈还发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两者都基于类似的利益冲突(群体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推论模式,那些有着较强民粹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之所以要压制中国,是因为利益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李春玲对中产阶级比重的估计也与李强类似:“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95]多数人的贫困化和少数人极端富裕的对比,有限的资源被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地区的消费,如果说新殖民主义主要在经济和市场领域起作用的话,显然,关键的市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模仿中心消费的那部分市场首先建立起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技术和产品一致。在这里,社会学者以其经验材料透露了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对立和分裂:少数先富人群拥抱全球化与多数穷困群体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样的,是否能够在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资源分配战略中间收益。这在支持和反对态度又导致一种认识论上的分裂与对立,结果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击。

    为了抨击所谓的民粹主义,取消其合法地位,中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乐于在不提供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许诺中国未来将雷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学热衷于许诺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理由是排列过去历年的增长率数据,然后假定其会自发地延续下去,经过若干年增长将会实现倍增,最终可以与中等发达国家看齐。社会学许诺说中产阶级壮大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最终在中国实现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多数人可以指望上升到中产阶级,却不提供如何壮大的说明,这越来越难以使人信服。按照李民骐的看法,外围国家是不可能复制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的:

    “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问题同样在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工人普遍拥有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整个半外围国家集团的工人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份额将比现在翻一番还多。这将极大地缩小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额,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危机。”[96]

    在社会总产出增加有限的时段内,过度提高少数人群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排斥多数人消费能力的社会分配机制,这一排斥机制首先是通过农民工替代老工人的过程实现的。在中国特殊的土地公有制这样一种残余制度安排下,降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有着特殊的空间,农民工超长时间加班,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力,没有职业保障和任何福利,这是近三十年来最为醒目的事实之一。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住房商品化和价格一路暴涨,使得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实现上逆转了1980年代以来的上层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房地产的商品化过程,使得剥夺购买力的排斥机制向上延伸,把大多数小资白领阶层人士包括在内,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质上是部分地恢复了“人头税”政策,而且是对中上阶层的人群“定向实施”的,与此相关的房地产暴利和金融收益都来自于同一定向剥夺。这引起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极端不满,深圳的邹涛通过网络发起一个“不买房”运动,试图以此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当‘居住权’由国民与生具有的基本人权被‘忽悠’成百姓生存的最大成本的时候,暴涨的高价房同样也正在重新洗牌全社会各阶层财产。一方面一个独赚千亿利润的房地产大亨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千万白领正在由‘中产’变‘负翁’。”[97] 对于底层劳动者和大部分白领阶层的剥夺,使得中国能够支撑一个小小的极端富裕的上层,很快就在国内形成对第一世界奢侈消费品可观的市场容量,与满足这一份高端市场容量相对应,大量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

    对中产阶级下层的剥夺过程,除了购买力方面之外,有限的上升机会,却叠加了教育产业化之后大学急剧扩招的双重打击。这意味着现在有多出几倍的候选者,去竞争日益减少的白领岗位,这不仅导致就业的薪资水平下降,更具爆炸性的是过多的候选者导致那种实质上否定“文化资本价值”的新型选择标准的实际运用,这对于白领候选群体而言是致命的。温铁军在评论反应大学生可悲的生存状态《——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时说:“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至今没有纠错而是将错就错地把书中没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且竟如皇帝着新装般堂而皇之!其后果,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果如此,‘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但愿治本有道。”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是社会不满程度最高的,李春玲的研究指出“新中产阶级比处于群体利益冲突两端的群体(企业主与工人、富人与穷人)有更强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其中“新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 8%),边缘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与新中产阶级类似(84. 2%),而另外三个阶级的相应比例则为75%-77%。……新中产阶级认为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会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 1%),边缘中产阶级认为会激化的比例略低(53. 9%),工人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7. 9%和38. 8%,企业主阶级认为冲突会激化的比例则非常低(17%)。”[98]

    在对社会中下层就业者的补偿水平不足之外,还存在着对资源浪费和环境补偿不足的严重问题。在工厂生产环节,与整个生产领域得到的价格补偿水平不足相关,企业往往逃避环境保护责任,地方政府放任污染不加处理的排放,共同实现对环境和生态补偿最小化。结果更加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锁定在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方向上。中国分权改革中间,强行赋予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的责任,引发以个人政绩需要为主要逻辑的过度投资需要,招商引资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导致地方政府以降低企业所承担的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为操作空间的执政模式普遍化。这就预备了企业违反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法规而不受追究的良好政治条件。

    一个学者正确地指出,中国新近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老问题:

    “中国正在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短期挑战。在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已然问题成堆。在经济领域,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和关键企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逐步‘殖民化’,人力资源优先服务于外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存在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现实危险。在世界经济史上,依靠外资实现现代化的例子绝无仅有,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所谓新兴工业国。在中国,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经济模式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了革命,那么,重新回到这种模式的结果很可能同样难以避免类似的困境。在社会领域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加速的两极分化、加剧的劳资冲突,以及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却越来越陷入苦无良策的境地。”“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99]

    认识还可以从这里推进一步:中国在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前,先有一个重工业优先的出击工业化阶段,而后来从四个现代化战略转移到特权消费社会建设的战略中间,原先积累下来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转而大规模地密集投入到工业生产的末端环节,导致全球同类市场容量的极度饱和,其中纺织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朱镕基为此决策砸锭1000万),这当然会恶化供求关系并压缩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受损和第一世界受益,这是全球两极分化的一大动力。此外,中国富裕阶层数量很少,高档消费品市场的总购买力水平低于西方国家市场上低端消费品的总购买力(即便是考虑了反向的价格运动和不等价交换之后),这是中美贸易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中国以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的巨大生产扩张能力强行挤入低端产品市场,并以政府政策长时间支持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支持压缩中下层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结果引发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不平衡,最近三年净出口超过7%就是这个结构性不平衡的体现。

    在认识进步和理论建设中间,中国作为受损者国度,学界表现出不应有的麻木不仁状态,应用过时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内涵早已不同的时代和问题,在早期国际分工体系中间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中间的不平等贸易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早已过时了,但是体现分析和统计数据中间的陈旧思路却一成不变,每年进出口数字中间都有一项制成品甚至所谓的高技术产品数字,以支持那种毫无根据的沾沾自喜的态度。真正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本上有着三个特点:要么是垄断新技术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官方宣传就是所谓“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高附加值本质上是从垄断价格中间获得的,不过是基于技术垄断地位而已),要么就是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而获得垄断利润,还有就是从控制生产过程来获得较高补偿水平(这主要是通过控制资本投资和生产管理过程来实现的)。富士康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全球排位节节上升的重要代工厂,经常为惠普、康柏、戴尔、尼康、奥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加工产品,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兼有垄断技术设计和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特点,所以,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间获得较高水平的补偿。而富士康本身则依靠控制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来获得中等水平的补偿。反过来,为富士康打工的员工就必须工资福利成本最小化,劳动强度最大化;而作为富士康主要代工厂基地的大陆,政府税收必须最小化(有人比较过富士康和华为的税收贡献,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种税收优惠之后,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

    与边缘化地位要求相对应,富士康的各种创业成本也能够实现最小化,在大陆各地的投资活动中间,往往能够拿到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的土地(在考虑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设施投资之后)。而且,由于富士康较高的出货总价格对于GDP的数字贡献,对于官员的政绩有着很重要的统计意义,所以,能够格外吸引以增长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由此,在富士康对大陆官场的谈判中间,资方能够争取到各种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优惠待遇——比如对于资方的过度保护和对于劳方的非法压制,这对于最小化劳动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富士康这样一个怪胎企业,因为能够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然就可以完全不考虑对于环境和生态的补偿成本,大量污染可以“零成本”排放;还因为中国在改革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够低成本在大陆地配套塑料、钢铁等各种材料,完成代工产品。这样,作为中国产业边缘化的典型表现,富士康在大陆巨大规模的代工厂,体现了在全球分配体系中间中国所得最小化的价值链要求:劳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税负最小化、环境补偿最小化,还要加上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产品统计目录上,那些以政绩数字为荣的高官们,则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间比例提高了多少。大体而言,富士康能够给地方官员提高GDP政绩数字,给最高层官员一个炫示改革后产业升级的标榜数据,但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机会和环境需要而言,则完全看不出正面意义。

    在富士康的雇员中间,台籍雇员垄断管理和技术的高层职位,在大陆配套的职员,即便是拥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也只能处于较低的职业和技术等级,其权利和收益保障,当然也就处于更低等级。富士康这种模式的企业,在大陆越来越多,对于整个社会分层和结构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中上阶层的人数过少,使得改革后中国毫无停留地走向一个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抗性社会。而作为大量小资白领缺乏本土上升机会的体现,各大网络论坛充斥着仇恨和谩骂言论——这是作为向上流动机会日益稀少的正常反应。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难说在过去四个世纪中间有多少减少,但是却有大量对于民主和公平的欢呼声,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术职位的高薪人士发出来的。因为富士康这种代表性企业的存在,使得大陆中间阶层人数远远达不到让人们听到持久欢呼声的最小数量,正是由于大陆永远丧失了那宝贵的10%向上流动机会,结果长期停留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畸形社会结构上——这个社会里喝彩声太少同时谩骂声又太多。许多受到大学教育后得到白领工作的小资自嘲说:“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挣的比民工还少。”这与1980年代上升到白领岗位群体那种满足和喝彩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近三十年来奢侈品消费的剧增,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源配置规则,一个小小的超级富裕群体很符合第一世界国家奢侈品实现的要求,按照普雷维什的观点,在“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100] 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集中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这当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了,同时,特权消费社会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紧密相关,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要求成为第一世界国家再生产链条的必要“浪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的两极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这就有了全世界统治者联合起来的坚实基础,任何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下层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国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共同反对。

    十七大报告很准确地指出了边缘国家的常见问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老田按: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购买国内部的平均数而言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够调节的范围之内,而是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行动能力的领域,无论政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愿望多么真诚,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难于找到的,这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声望下降的又一个观察维度。

    总而言之,边缘国家政府身上汇集了过多社会矛盾的焦点,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存在着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关键证据,对资本的过度保护,制度分析的隐含结论,财政受益范围的狭小,全球竞争中间的边缘化地位,这些作为边缘国家的结构性现象,都成为对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政府公信力低,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矛盾对抗性高的结果。而不受质疑的企业经营模式,往往成为边缘地位稳定化的强有力支撑,近年来富士康在大陆的海量投资及其在全球代工业中间的排位节节上升,恰好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进一步边缘化的现实。边缘国家中间矛盾对抗性上升往往表现为政府形象的极度恶化,政府形象的恶化往往成为煽动政变或者呼吁“颜色革命”的有力依据,这实际上与制度无关,而主要是与边缘地位有关,而中心国家的学术思想所限定的制度观察维度,恰恰又成为边缘国家寻找出路的思想障碍。

    如果说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及其资本积累要求,要求边缘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过度保护——这种保护力度要求政府强大到足以抵消劳动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国自由派人士所呼吁的选举弱势政府则明确反对这一要求。从政治维度提出的要求,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截然相反,这似乎成为边缘国家政府建设中间的逻辑悖论。从政治和经济统一出发,边缘国家只有走向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在那种选择下,保护劳动者的最低需要——内需扩大——建立内部良性循环的经济,将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强有力的民众支持。虽然这明显不利于海内外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但任何在上层那里损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够在中下层得到更多的补偿,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中间,意味着小资白领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即便得不到西方国家那种洪亮的喝彩声,也肯定能够把谩骂声削弱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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