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不平等交换

2018年度红色经济观察（二）

中国和不平等交换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括三个结构性层次：核心、半外围、外围。历史上，世界资本主义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核心国家，而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则生活在外围国家。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看，核心国家占有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所谓技术“先进”或“生产力发达”。在十五世纪前后，正在形成中的西欧各民族国家，由于相互之间长期征战，因而在军事技术方面相对于周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领先。在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地理大扩张中，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将美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纳入自己的范围，并掠夺了大量财富。在全球征服的基础上，西北欧以及后来主要是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建立并巩固了对少数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的垄断，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不平等交换。

            所谓不平等交换，就是说，核心国家通过出口包含劳动较少的商品就可以交换到外围国家的包含大量劳动的商品。对于核心国家来说，这种不平等交换在经济上的实际意义是，核心国家得以占有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一方面使得核心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得以长期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又使得核心国家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谋求内部的阶级妥协，用满足核心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对较高物质生活水平要求的方式来助长改良主义的发展并消除社会革命的隐患。

            另一方面，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国家得以节约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即只需要将全社会劳动力中的一小部分用于物质生产。节约下来的劳动力，一部分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研究和开发，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核心国家对少数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的垄断；一部分可以充当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从而维持“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一部分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的经理、经纪人、职员，在为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同时又进一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掠夺外围国家的财富；还有一部分则从事销售、餐饮、娱乐、法律咨询等非生产性活动，为资本家阶级以及直接附庸于他们的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服务。

            在历史上，核心国家往往是帝国主义国家，而外围国家则往往是核心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主要从事高度竞争性的、低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具体来说，一部分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价值的农业、采矿业，向核心、半外围国家供应各种热带农产品和原材料（如非洲大部分国家、东南亚诸国、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国）；另一部分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

            通过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即外围国家剩余劳动的一大部分所生产的产品不是用于本地的消费和投资而是转移到了核心国家、用于核心国家的消费和投资。这种价值转移，使得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只能掌握有限的物质资源。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从而限制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因而外围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外围国家的财政攫取能力。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无力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正常秩序、也无力提供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许多外围国家甚至根本不存在统一、有效的中央政府。

            半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向核心国家转移剩余劳动，但是在与外围国家的贸易中从外围国家攫取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般来说，要弱于核心国家但是强于外围国家，有能力维持相对有效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历史上，每当核心国家因为利润率下降而发生积累危机的时候，半外围国家往往承担着作为核心国家资本转移目的地的职能，接替核心国家从事某些由于竞争加剧、垄断地位丧失、从高附加价值下降为中等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

            目前，世界上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包括一些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例如主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波斯湾沿岸诸国以及主要出口粮食的阿根廷。当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接近甚至超过核心国家；但是当世界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低落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则可能在短时间内下跌到外围国家水平。

            还有一些半外围国家，主要从事中等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例如重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和电子工业（这些工业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是核心国家的主要工业）。但是，半外围国家一般并不从事这些工业中附加价值最高的那部分研究开发和生产活动，并且高度依赖核心国家提供一些最关键的机床和部件。中国是这一类半外围国家的典型代表。此外，巴西、墨西哥等国则既从事中等附加价值的制造业又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重要出口国。

            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要大大高于外围国家并且接近核心国家。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能力要显著超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生产者，也超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像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掌握充足的、可用于维持内部阶级妥协的物质资源。因此，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半外围国家便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种矛盾汇聚的地方，是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表一显示了1990年至2016年美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也就是包含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包含在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中的其他国家劳动。2016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大约5单位中国劳动、7单位除中国以外的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劳动（除中国以外的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地区主要即东南亚诸国和太平洋岛屿）、6单位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劳动（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主要包括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一些国家）、5单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动、6单位的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劳动、23单位的南亚地区劳动、13单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和1.25单位的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中，所谓“高收入国家”不仅包括所有的核心国家，还包括一些上层半外围国家（和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和海湾石油出口国、若干南欧和东欧国家、个别南美国家以及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省。

            平均来说，1990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4.2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05年，当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上一轮扩张接近顶点时，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5.4单位的其他国家劳动。2016年，一单位美国劳动可以交换的其他国家劳动下降到了4单位。这反映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尽管如此，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最大受益者。

            表二显示了1990年至2016年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的“劳动贸易条件”，即包含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单位中国劳动可以交换多少单位包含在外国出口商品中的外国劳动。1990年，一单位中国劳动平均只能交换到0.04单位的外国劳动。此后，中国的对外“劳动贸易条件”逐年大幅度改善。至2016年，一单位中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0.54单位的外国劳动。

            目前，中国在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中分别可以以一单位的本国劳动交换到大约4.4单位的南亚劳动和2.5单位的非洲劳动；在不平等交换中处于明显受益的地位，也可以说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中国在与中低收入东亚太平洋地区、中低收入欧洲和中亚、中低收入中东和北非的贸易中处于有所受益的地位；在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中则基本处于等价劳动交换的地位。但是中国在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仍然明显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平均来说，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外转移的劳动大大超过从外国商品中获得的劳动。

            表三说明了1990年世界各主要地区相互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劳动对外转移或者获得其他国家劳动的情况。1990年，中国通过出口商品对外输出了5100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又通过进口商品从外国输入了200万人年的外国劳动；两相抵消，对外净转移劳动4900万人年，相当于当年中国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30%。或者说，这一年中国工业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近三分之一通过不平等交换被外国资本家剥削了。

            1990年，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净转移的劳动总量是1.3亿人年，相当于所有高收入国家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96%、所有高收入国家全部就业人数的11%。简单来说，如果没有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净转移，高收入国家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需要将相当于全部就业人数11%的劳动力从服务业转移到物质生产部门；统计上，这将导致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总产值减少大约11%。这一年，中国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相当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劳动净转移的37%。

        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美国在1990年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其他国家净获得的劳动转移是3800万人年，相当于美国当年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31%和全部就业人数的30%。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动净转移，美国要维持其原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需要将相当于全部就业人数30%的劳动力从服务业转移到物质生产部门；统计上，这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总产值减少大约30%。

            2005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发展接近顶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对外围、半外围的剥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表四说明了2005年世界各主要地区相互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劳动对外转移或者获得其他国家劳动的情况。2005年，中国通过出口商品对外输出了1.24亿人年的本国劳动，又通过进口商品从外国输入了1900万人年的外国劳动；两相抵消，对外净转移劳动1.05亿人年，相当于当年中国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48%。或者说，这一年中国工业生产所包含的劳动约一半通过不平等交换被外国资本家剥削了。与1990年相比，中国对外劳动净转移的总量大幅度增加了5600万人年。

            2005年，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净转移的劳动总量是2.4亿人年，相当于所有高收入国家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88%、所有高收入国家全部就业人数的47%。简单来说，如果没有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净转移，高收入国家要维持他们原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需要将相当于全部就业人数47%的劳动力从服务业转移到物质生产部门；统计上，这将导致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总产值减少大约47%。与1990年相比，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劳动净转移的总量大幅度增加了1.08亿人年。这一年，中国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相当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劳动净转移的44%。

            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美国在2005年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其他国家净获得的劳动转移高达9300万人年，相当于美国当年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310%和全部就业人数的65%。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动净转移，美国要维持其原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需要将相当于全部就业人数65%的劳动力从服务业转移到物质生产部门；统计上，这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总产值减少大约65%。

            到了2016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霸权加速衰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则在客观上减少了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的劳动总量。表五说明了2016年世界各主要地区相互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劳动对外转移或者获得其他国家劳动的情况。2016年，中国通过出口商品对外输出了8400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又通过进口商品从外国输入了4000万人年的外国劳动；两相抵消，对外净转移劳动4400万人年，相当于当年中国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22%。与2005年相比，中国对外劳动净转移的总量大幅度减少了6100万人年。

            2016年，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净转移的劳动总量是1.95亿人年，相当于所有高收入国家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54%、所有高收入国家全部就业人数的35%。与2005年相比，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劳动净转移的总量减少了4600万人年。这一年，中国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相当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对外劳动净转移的23%。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南亚地区的对外劳动净转移总量达到了6800万人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对外净转移的最主要来源。

        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美国在2016年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其他国家净获得的劳动转移是6400万人年，相当于美国当年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的221%和全部就业人数的41%。美国仍然是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最主要受益者。但是，与2005年相比，美国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其他国家净获得的劳动转移总量减少了2900万人年。

            在2005年至2016年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外劳动净转移的总量也大幅度减少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有可能步日本的后尘，在经历又一轮“经济奇迹”以后，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上升入核心呢？

            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推算。要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在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中都必须处于不平等交换的明显受益地位。按照现在除美国以外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标准，中国要进入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至少要以一单位本国劳动平均交换两单位以上的外国劳动。按照中国目前出口商品包含劳动约8000万人年来匡算，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总量就必须达到约1.6亿人年。这大约相当于中国目前进口商品所包含劳动总量的四倍、美国目前进口商品所包含劳动总量的两倍。

        如果中国从一个劳动对外净转移4400万人年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净获得外国劳动8000万人年的国家，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可以获得的来自外围、半外围的劳动转移总量就要从现在的近两亿人年减少到不到8000万人年。这将迫使现有的核心国家或者大幅度降低物质消费水平、或者大幅度减少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规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将无法同时维持本地区资本家阶级的高利润率和内部的阶级妥协，从而将陷入无法摆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核心国家的危机将进一步导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核心国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资本主义将遭遇其他半外围国家在历史上遭遇过的危机，即无力一方面满足无产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各种必要条件。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中心地位，同样有可能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瓦解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